漫画/高跃
编者注
讲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铭刻在骨髓中的价值追求。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矛盾纠纷涌入司法渠道，诉讼案件数量持续上升。 这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麻烦和负担，还导致了“案件多、案件少”的突出问题，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效率、公平。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成为‘诉讼强国’。” 近年来，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放在首位，紧密依靠党委领导，变被动为主动，强化源头治理，诉讼与调解挂钩。 “调解”向前延伸，力争先于诉讼解决纠纷，做到“抓前端、治未病”。
依法推进诉讼源管理，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诉讼发起前的后顾之忧，有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部分地方法院受理量持续下降受理的案件数量。 即日起，法治经纬版将以这些法院为调查切入点，发布系列报道，展现处理诉讼源头的法治准则。 敬请期待。
本报记者 王春
通讯员 卢家辉
2023年，浙江GDP将突破8万亿元，比2017年增加3.08万亿元，连续6年持续上升，位居全国第四。
2023年，浙江省法院新收案件121.8万件，比2017年减少49.2万件，连续6年稳步下降，从全国第二位下降到第11位。
诉讼案件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晴雨表”。 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诉讼大省”浙江法院受理案件为何连续第六年下降？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浙江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入党委领导。 在社会治理大局中，通过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实质性运行、共享法庭建设、司法咨询管理、数字化改革赋能等措施，深化巩固诉讼源头治理，促进诉讼源头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新提升，为浙江争创中国风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将“勇当先锋、谱写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持和服务。
连日来，记者走访浙江多地法院，探究浙江法院如何交出诉讼源管理高分答案的秘密。
党委领导团结一致
今年2月2日，距离春节还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到处都是浓浓的年味，兰溪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调解室却弥漫着一股悲伤的阴云。 孔先生和其他21名员工向立案法院法官王凤霞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原来，物业公司拖欠他们工资15万多元。
在兰溪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法官、调解员、员工、物业公司代表齐聚调解室。 王凤霞和调解员利用专业优势，结合案件耐心劝说和指导。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几天后，孔先生等人拿到了工资，脸上都是笑容。
一起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得到迅速圆满解决，体现了兰溪法院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集中力量治理诉源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诉讼大省。 2007年以来，浙江省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呈现两位数增长。 法官年人均办案量长期居全国第一。 2017年，受理案件171万件，居全国第二位。
这已经成为浙江的“成长烦恼”——如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打官司，法院就会不堪重负。 一旦超过限度，司法效率乃至公平最终都会受到损害。
坚定不移深化诉讼源头管理，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纳入党委、政府整体治理架构，是浙江高院党委审时度势、破局“诉讼大省”的出路。
2019年7月，浙江召开全省加强诉讼源管理部署会议，明确各级党委在推进诉讼源管理方面负有领导责任； 11月，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级矛头调查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以县级矛头中心（现社会治理中心）为主要抓手，推进推进全省治理现代化，开展诉讼源头管理，并在全省推广。
当年，浙江法院受案量下降4.6%，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受案量负增长的省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王胜东介绍，浙江从预防、调解、法治、基层四个维度巩固发展了党委、政府主导的大治理架构，继续深化省、县、乡、村层面总结推广的总体治理架构。 《浙江纠纷解决规范》、舟山“普陀模式”、永康“龙山经验”、临安“共享法院”助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诉讼源头“组合拳”效果显着治理力度不断加强。
金华位于浙江中部。 在诉讼源头管理推出之前，一审诉讼案件数量早已超过10万件，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为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市委汇报诉源工作10余次。 2023年上半年，推动市委政法委召开诉讼源管理工作推进会，职能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乡镇街道负责人1000余人参加。 人们参加会议，凝聚广泛共识。 市委政法委已将诉讼源治理纳入十大年度专项行动，共同划定最大“同心圆”。
龙山法院率先为金华打开诉讼源管理大门。 改变过去单纯以受理办案数量评英雄的导向，推动形成“党委统筹、社会调解为主、法律手段”的矛盾纠纷化解新体制。诉讼程序已中止。” 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806起下降到2021年的298起。
金华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也持续下降，三年内减少一审诉讼案件近2.6万件，一举扭转了案件长期增长的趋势。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叶向阳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领导的政治优势，统筹推进工作安排，才能确保各方统一思想认识，形成合力，实现诉讼源头治理目标。 。
多元化协同源头治理
进入三月，天气逐渐转暖。 记者走进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的一家农贸市场，里面生意秩序井然。 回忆起一年前的一场纠纷，很多商家都还历历在目。
一年前，因农贸市场管理公司发放的预存消费卡无法消费，消费者纷纷向管理公司投诉，一度涉及上千起纠纷。
瓯海区社会治理中心监测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各部门会议进行讨论。 瓯海区人民法院法官立即参与指导纠纷调解工作。 在法官、调解员、派出所、司法所领导的协同调解下，管理公司领导与商户、消费者达成一致，迅速处理此事。 这场大众消费纠纷在诉讼前得到了解决。
这是瓯海区注重多方协作，丰富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从源头上有效减少诉讼增量的真实体现。
过去，有些人一遇到矛盾纠纷就会跑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2022年5月，瓯海区社会治理与城市运行中心正式揭牌。 瓯海法院将诉讼服务中心移至上述运营中心，法官、调解专家、网格员、志愿者等入驻，对矛盾纠纷开展精准调解。 。
在探索实践中，瓯海区、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不断迭代升级。 法院吸纳“一站式”劳动调解中心、欧骚来帮、心福工坊、律师会、社会救助中心等32家团体社会组织和第三方平台等多元化纠纷解决力量，协同协助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源头，帮助当事人实现“双解”。
在台州黄岩区，模具企业随处可见。 企业经济活动活跃的同时，也成为涉企矛盾纠纷高发区。 大量涉及企业的矛盾纠纷案件涌入黄岩区人民法院，一度让法院不堪重负。 重的。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委深改委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关于全面加强“共享法院”建设和完善“四政”一体化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黄岩区法院积极落实依托“共享法庭”，推动涉企纠纷“家门口”高效预防和化解。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当记者走进杭州市余杭区景山镇小古城村时，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村里除了见证村庄民主法治进程的一棵大樟树外，还有一道亮丽的法治风景——位于乡村的大景山共享法院。
作为村里的法律顾问，浙江慧聪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惠琴经常来到这里，帮助村民调解诉讼前的各种纠纷。 慧聪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评为解决杭州市场纠纷优秀调解机构。
事实证明，杭州吸引了律师作为多元纠纷解决力量，探索出一条化解多元矛盾纠纷的新途径——市场化解决，实现律师获益、企业满意、各方共赢。
全市有律师调解室110个，专兼职调解律师1400余人。 试点以来，这支专业力量已解决纠纷5.59万件。 调解成功率从试点前的26%提高到42.85%。 平均纠纷解决时间缩短16天，为市场主体节省纠纷解决成本近1.8亿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志军认为，市场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是诉源治理的新探索。 它弥补了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缺陷，吸引和促进了更多专业法律力量的参与。 ，大大提高诉前调解的成功率，建议加快完善顶层立法，让改革成果在更大范围内共享。
治理的司法建议
嵊州作为中国香榧之乡，已有1300多年的香榧种植历史。 它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 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却愈演愈烈。
2023年7月，嵊州市人民法院崇仁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香榧苗木买卖纠纷案件。 双方口头就香榧苗的价格和数量达成一致，但几天后其中一方反悔。 调解纠纷很困难，因为最初的口头协议不明确、不明确。
该案结案后，崇仁法院举一反三，对近年来涉及香榧产业的纠纷进行了全面梳理。 法院人员深入基层乡镇走访调查。 烈日下，民警们与香榧树影交织，测量、记录、询问，寻找问题症结。
种植者之间土地划分不明确、采摘困难导致人身伤害、部分商家和顾客习惯性进行口头交易……嵊州法院积极践行司法主动，总结香榧产业存在的法律风险，结合香榧产业特点，通过司法建议“一件事”向嵊州市香榧产业协会提出司法建议。
协会接到建议后，立即聘请法律顾问对潜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深入研判，并积极推动辖区内种植者增强法律意识，运用司法力量保护景美和行业。
司法咨询是人民法院依法延伸司法职能、及早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解决司法建议线下送达存在数据不可互通、流转不规范、归档不及时等弊端。 在浙江高院的指导下，“一件事”司法建议申请制度应运而生。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程建乐指出，司法建议“一件事”改革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实际运用，是当事人“一件事”一体化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推动当事人“一件事”一体化改革的有力举措。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是落实“一件事”的重要一步。 “抓前端、治未病”是必然要求。
宁波市象山县素有中国针织名城之称。 针织服装生产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 由于部分针织企业规模较小，劳动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加上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因素综合影响，近年来涉及针织企业的劳动纠纷时有发生。
一些企业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 一些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休假制度没有落实到位……在办案过程中，法官发现，当一场纠纷解决后，另一场纠纷接踵而至。 长此以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企业的正常用工和业务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为此，象山法院通过司法建议“一事”申请向县纺织服装产业联盟发送司法建议，针对针织企业与工人之间容易发生矛盾纠纷的关键点进行风险提示，并对部分针织企业的用工制度进行了指导。 就法规和如何处理劳动争议等问题提供专业指导。
象山县纺织服装产业联盟收到司法建议后，高度重视并及时反馈。 通过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培训等措施，香山法院的建议得到了落实。
据统计，2023年浙江法院共发出司法建议2978件，收到反馈采纳案件2107件，实现了“听一案、治一案”的效果。 其中，浙江高院向省级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房产预告登记制度的实施，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大量潜在纠纷。 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2023年“第1号司法建议”。
数字赋能在线化解纠纷
走进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记者看到调解员施珊珊正在通过浙江解放马平台在线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并通过电子签名方式签署调解协议。
这起纠纷涉及诸暨市一家建材公司和一名货运司机。 由于货运司机常年在高速公路上做生意，他很难抽出时间参与线下调解。 于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启动了网上调解。
“网上调解方便、快捷。像这样的情况，以前网上调解可能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来回跑又费时又费力。现在网上调解可以很快解决问题。”操作也很方便，可以在办公室远程完成。” 建筑公司的律师感叹道。
石珊珊告诉记者，目前她对《浙江省争议解决规范》的调解工作已完成一半。 最快调解仅需半小时，整体工作效率提升40%以上。
数字赋能，纠纷在线化解，让各类社会治理中心不再拥挤。
2016年，浙江省重大创新工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一体化网络平台建设”，浙江法院首创全国首个网上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以下简称浙江ODR）。 2021年，长兴县人民法院基于浙江ODR开发了二维码。 当事人只需扫码向争议解决中心提供争议解决需求即可。 纠纷解决中心作为统一受理纠纷、智能分流的端口。 一码一码到底。
“现在人们不必来这里办事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提交争议解决请求，只需等待职能部门联系他们即可。” 长兴县社会治理中心综合受理科科长秦凤伟说。
2021年7月，经过三个月的部分业务迭代，浙江ODR正式迭代升级为“浙江解散码”。 目前，浙江争议解决码已整合综治、司法行政、信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的资源、业务、数据。 拥有注册用户419.23万，调解机构1.25万家，调解成功案件184万余件。 已成为浙江最受欢迎的向全国推广的“金名片”。
同时，浙江各级法院结合自身实际，依托数字平台创新服务方式。 松阳县人民法院打造了“基层纠纷解决在线”应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打造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在线协同保护应用，可以防范一些纠纷。尽早发现冲突和纠纷，并将其化解在最低限度。
说起“草根纠纷解决在线”，松阳法院立案庭庭长张晓峰颇为自豪：“这个系统的入口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填写你的联系方式，至少可以填写稍后会有调度员进行电话、输入和安排，我们致力于让人们以简单的方式学习使用该应用程序，并使整个系统活跃起来。”
今年1月初，网格员小王在参观工业园区时，遇到了因工受伤的公司员工李某。 李先生很兴奋，因为理赔还没有解决。 小王立即通过“草根纠纷解决在线”举报此事，系统迅速安排“共享法庭”联系法官、调解员、律师等力量介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经过耐心解释法律、讲理后，李某与该公司达成和解协议。
完善规范治理机制
在推进诉讼源管理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和疑问：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未能准确把握诉讼源管理的核心要义，片面追求诉讼源数量减少。受理案件中，搞强制调解、限制立案，与诉源管理和立案制度对立，严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
2023年12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院长座谈会”，全省107家法院院长以“推动更加完善规范的诉讼源头管理机制”为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张宏伟直面问题，梳理了诉源管理发展不平衡、立案不规范问题突出、合力解决四个问题。加强纠纷类型化处理，立案执行不规范问题值得关注。 方面的问题。
在这场讨论中，如何完善规范治理机制的答案日益清晰。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唐学兵表示，加强机制建设是深化诉源管理、优化立案制度的关键。 法院要有效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属地纠纷就地解决、劳资纠纷行业解决、潜在纠纷及早预防，通过帮助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促进诉讼源头治理。
唐学兵举了一个例子。 宁波余姚法院7个法院的38名法官和法官助理组建了“村法官”小组，驻扎在21个乡镇街道代表联络站，打造“村民发声、代表发声、代表发声、群众发声”的基层共治。评委们发声。” “余姚模式”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更深层次、更务实。
不久前，余姚市人民法院岑一蛟法官面前，出现了一起颇为激烈的纠纷——两名六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樱花树而发生争执，情绪十分激动。
土地纠纷非同小可。 余姚法院积极延伸司法职能，成立“农村土地保护法官工作室”，集中审理全市范围内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纠纷案件。 同时，依托环境资源“共享法庭”平台，形成覆盖全市的“农村土地保护司法网络”。
岑一娇联系上了“农村土地保护法官工作室”的法官。 了解案情后，岑一娇迅速厘清涉案法律关系，并与人民调解员一起开展“背靠背”调解。 经过一番解释和分析规律后，两位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之后，岑一娇趁热打铁提出调解方案，得到双方认可，并签订了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
浙江海洋资源丰富，渔业繁荣，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量涉渔冲突和纠纷。 宁波海事法院是浙江省唯一负责审理涉渔海事纠纷的法院。 2023年，法院共审结各类涉渔海事纠纷案件875件，比2022年下降13.1%。
“降级”背后是机制在发挥作用——宁波海事法院联合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建立“海商法律互保一件事”机制，推动更多渔业纠纷更快实质化解决。
该机制规定，渔民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预赔申请后，法院将参考渔业互保协会的初步索赔意见，在不超过预赔金额的范围内作出民事裁决或执行裁决。 协会将按照规定先行补偿。 审批程序将预付赔偿金汇至法院执行资金专用账户，由法院提前支付给渔民。
从长远来看，抱怨治理的来源将会得到回报。 今年2月29日，浙江高院印发《浙江省法院诉源治理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年）》，巩固、深化、创新、完善诉源管理，持续推动诉讼源头治理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