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7月19日
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谈谈我的父亲，他一生行事谨慎，深知自己身份平凡，故而从不随意发表意见，而是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因此，他顺利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以及1964年的四清运动。然而，小困难虽多，大灾难却不可避免。文革爆发后，各地纷纷以“三家村”的模式寻找攻击目标。那些擅长写作、身为党的领导干部、持有独立政治见解的人（即那些与当地潮流不一致的人），便成为了众矢之的。父亲在革命初期即便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且担任领导职务……堪称典型。文革起初便从教育领域拉开序幕，在那场席卷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首当其冲，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问题人物……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最初被囚禁于牛棚之中——那个时代称之为关押地，用以拘禁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以及走资派等九类人的非监狱囚室——直至“四人帮”被粉碎，这段岁月长达十年之久。人生中能有几个十年呢？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他最能为人民贡献力量的时期。对于一位有抱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痛苦。由于当时只有少数人率先被推向前台，那种末日般的恐惧感是可以想见的。父亲身为校长，他的同事，前任书记黄宣乾，一位资深革命者，因无法忍受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他们的过错在于一心想要提升教学质量，以助力国家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教兴国战略。如今，我们能够高声宣扬科教兴国的理念，背后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人为了这一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参考阅读：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
彼时，我身处异地求学，未能亲身体会到家庭所遭遇的困境，因为母亲的信中从未提及。她总是教导我：“要坚信运动，紧随党的步伐，要明确界限，努力争取自己的未来……党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是立足现实，对出身问题的态度是看重个人，你切勿受到外界干扰。”而我的弟妹们因年幼，始终与父母同在，他们却亲身经历了种种屈辱与打击。弟弟妹妹们常常趴在食堂外的玻璃窗上，目睹父亲被批斗的场景，那情景让他们不寒而栗。父亲被安置在高高的台子上，头上戴着高帽，脸上涂抹着黑色，双手被反绑，一边遭受着他人的拳打脚踢，有时甚至被踢倒在地……偶尔，数百名走资派被挂着黑色的牌子，被装在卡车上游街……
我在异地求学，对家里的状况一无所知，后来是通过同班同学，他们是从父亲所在的学校参与串联活动回来后，向我透露了这些信息。在参与大串连的过程中，我搜集了大量传单，并将它们邮寄给了母亲。我清楚记得传单中有一段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他强调：“干部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不确定的事情不要随意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妈妈将周总理的这段话藏于饭菜中转交给父亲，父亲后来提及，正是这张纸条挽救了他的生命，使他免于自尽。实际上，父亲为何没有选择自杀，母亲后来向我们透露，那是因为他深爱着我们七个孩子。他担心自己一旦离世，便会被视为背叛人民，孩子们将背负这沉重的政治负担，一生难以立足。在那个血统论盛行、株连亲子的严酷时代，即便遭受种种折磨，他也不愿放弃生存的希望。
在1967年重庆武斗正酣之际，我不得不搭乘火车返回家中。由于没有购买车票，我在火车上遭到了上海造反队的殴打，即便我承诺会补票，他们仍将我强行推下了火车。此外，我还遭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打击。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所在的城市下车，于是选择在前一站青太坡站点下车，步行数十里路回家。深夜抵达家中，父母见到我归来，虽心疼却来不及多言，便催促我次日清晨便离开，担心消息传开，会连累到我，影响我的未来。父亲脱下他那双破旧的翻毛皮鞋送给我，第二天一早我便再次踏上征程，重返那充满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认为，相较于政治的影响，枪林弹雨的威胁微不足道。在告别之际，父亲叮嘱了几句：“务必牢记，知识即是力量，即便他人放弃学习，你也要坚持前行，切莫随波逐流。”“‘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历经千年，已被证实为不二真理。”“将来若有所成，务必伸出援手，协助你的弟妹。”肩负着这份重任，我身处重庆枪林弹雨的险恶环境中，反复研读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不仅深入学习了逻辑、哲学等知识，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我的水平已足以阅读大学教材。然而，由于我并非语言天才，再加上在军队服役期间并未派上用场，20多年来荒废了这些技能，以至于如今已全部遗忘。回想当年，我穿着父亲的皮鞋，如今却是满心懊悔。我曾是名学生，享有自由，无需在泥泞与水中奔波，而那时的父亲却被迫从事繁重的劳作，身处泥泞、水中、寒冷、潮湿之中……这些正是他最迫切所需的。我那时仅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却未能理解他们的需求，实在是过于自私。
在文革期间，我家经济状况变得异常艰难，甚至比遭遇自然灾害时还要糟糕。中央文革为了在经济上击败走资派，规定他们的人均生活费不得超过15元。此外，各级造反派还层层提高标准，使得实际到手的生活费平均只有大约10元左右。我有一位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他介绍我的弟妹们去河里挖砂、修铁路抬土。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总共给了我100元。他们在这冰冷的河水中筛选砂石，冒着在修建铁路时可能遭遇土方塌方而被埋葬的风险，这些辛苦换来的收入。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尚能承受，但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上的伤痛更为剧烈。因为父亲遭受审查的影响，弟妹们多次的入学申请都遭到拒绝，这个时期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就是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我大学仅读了三年便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而我的其他弟妹中，有的甚至高中都没有完成学业。他们后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需的技能，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回顾过去，无论是物质上的艰辛还是精神上的磨砺，都成为了我们人生成长的重要契机。
母亲当时身患重症肺结核，家境贫困，饮食营养匮乏，同时还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她不仅要为牛棚里的牲畜送饭，还要抄写检查材料……甚至还要协助父亲将检查内容刻成蜡板，多印几份，以便尽快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时，社会上的油印机主要服务于造反派，无法借用。于是，母亲便削了一块竹片，在蜡纸上细心刮擦，以此印制检查材料……然而，由于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母亲几乎失去了听力。
我在外地读书时受到的影响不大，到了文革后期毕业分配的时候，全国已有数千万干部遭受打压，我的处境便不再孤单。父亲并未对我做出评判，因此这也无法成为分配的依据。之后我参军入伍，同样是以这样的理由让我顺利通过，因此我相较于弟妹们多了一份幸运。然而，由于父亲的问题，我始终未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场人生的洗礼，它促使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摆脱了那个单纯的学术书生形象。尽管我也曾投身于那场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但我从未真正成为红卫兵的一员，这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由于父亲遭受审查的牵连，无论哪一派红卫兵都没有同意我加入，而我自身也不愿意担任司令一职。于是，我并没有组建一个战斗队，只是偶尔戴戴袖章，与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为伍。在那个年代，佩戴这样的袖章意味着拥有了政治上的身份象征。同时，我也十分羡慕那些家庭背景清白的同学。所以，我不得不只能跟随在这些组织的边缘，四处乱逛。
直至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击败了“四人帮”，这让我们实现了翻身和解放。我瞬间变成了奖励的获得者。在文革期间，不论我多么努力，立功和获奖的机会始终与我无缘。在我所带领的团队里，战士们屡次获得三等功、二等功以及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有大量涌现，然而作为领导者的我，却从未获得过任何嘉奖。我内心未曾有过不公之感，对那些本不属于我的平静生活早已习以为常，正是这种心态，塑造了我今日不争名利的心理素质。自“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在于，我先后两次填补了国家的技术空白，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技术发明。这些成就恰好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于是，我忽然间成为了“标兵”、“功臣”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随之而来的是部队和地方的奖励如潮水般涌来。然而，我这个人并不热衷于这些荣誉，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为领取的，而我又将它们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在6000名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一百五十余人，我那时刚好33岁。我作为军队代表，是少数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深切关照下，部队在我父亲尚未平反之际，便着手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驳斥了一些不实之词，并将调查结果寄送至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最终，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将我与党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制作成了一幅巨大的镜框，将它挂在墙上，全家人都为此感到无比自豪。
我父亲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后也获得了平反。那时正值百业待举，党组织急于恢复一些重点中学，以提升高考升学率，便让他担任校长一职。文革之前，他曾是某专科学校的校长。他并不在意职位的高低，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觉得能有一个工作机会，便全身心投入其中。他迅速提升了教学质量，升学率高达90%以上，使得学校声名远扬。他直至1984年，在75岁高龄时方才退休。他感慨地说，他终于抓住了最后的时机，做了一些事情。他期望我们能够珍惜光阴，努力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各自忙碌，彼此间的关心也逐渐减少。我亲眼目睹，四川省委的老领导杨超同志在文革期间两次复出，他的子女一直与我们保持着友谊。文革初年，他的父亲被监禁于牢狱之中。据他的女儿所言，不久后，组织部门将前往监狱与其父亲进行交流，意图让他重返政坛，担任四川省委的领导职务。待他获释后，他毫无怨言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我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品质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一旦从牛棚中重获自由，恢复党组织生活，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们不因物质而喜悦，不因个人得失而悲伤，不将荣辱放在心上，对国家和党忠诚，对事业忠心耿耿，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应当学习的。生活中难免遭遇挫折，然而，一个人为人民的奋斗意志绝不能被动摇。
在罗瑞卿同志离世前仅三个月，我有幸得以亲耳聆听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所作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未来十几年将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和平时期，强调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投身于经济建设。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政治觉悟尚浅，未能深刻领悟其深意。然而，在之后的两三年间，随着大规模的军队裁减，我们整个兵种被撤销，我才真正明白了何为具有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正值党的“十二大”召开之际，我们基建工程兵的团队与铁道兵的团队聚首一堂，讨论的核心议题便是裁军问题。这是因为“十二大”结束后，我们即将按照规定整建制地退出军队，内心充满了不舍，因为我们在军队中度过了十几甚至二十年的时光。当时，我们的父母也对党的开放改革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离开军队实在太过遗憾。
踏入地方后，我未能适应商品经济，更缺乏操控它的能力。起初，我在一家电子公司担任经理时也遭遇过挫折，甚至被人诈骗。无奈之下，我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只得被迫创立了华为。华为的初期发展，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开始的。那时，我与父母、侄子一同居住在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烹饪食物。他们时刻为我担忧，生活也十分节俭，积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能帮助我。妹妹告诉我，在母亲离世前的两个月，她曾对妹妹提及自己存有数万元，打算留作日后救助哥哥之用，相信哥哥总有一天会康复。然而，当母亲遭遇车祸时，她身上仅携带了数十元现金，且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最终以无名氏的身份被送往医院急救。中午用餐时，妹妹和妹夫发现母亲并未回家，于是四处寻找，最终得知她遭遇了车祸。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慈爱，这位母亲的心更是纯净无瑕。在广东贩卖鱼虾时，一旦它们死去，价格便会非常低廉，父母便特意购买这些死鱼和死虾食用，他们认为这比内地的还要新鲜。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市场上购买蔬菜和西瓜，因为那些东西相对便宜。我并没有过多关注他们的生活，以至于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邻居告知我这一消息。华为在实现规模化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的管理转型压力尤为显著，我不仅无法尽孝于父母，甚至自身也难以自保，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因此不堪重负。于是，我父母决定搬迁至昆明，投奔我妹妹定居。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奋斗往往伴随着牺牲。华为的辉煌成就，让我失去了尽孝的责任和机会，同时也损耗了我的健康。
我总觉得母亲身体康健，尚有闲暇时光。而我自己，身体欠佳，知识体系与智慧水平未能与时俱进，早晚要淡出历史舞台，届时自当有时间陪伴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回顾过往，我自问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事业与员工、对得起朋友，唯独对不起父母，无论是条件不允许还是条件允许时，我都未能尽到孝道。我深知自己的境遇相较于大多数人来说相对优越，然而内心中的愧疚感却时常涌现。为了忘却那些逝去的岁月，我选择将曾经的青春重新奉献，以此去体会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