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选科等各种教育改革
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基础。”
郑刚表示，相较于新高考改革实施之前，近两年来，选择同时选修物理和化学（以下简称“物化双选”）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
郑刚担任河南省某省级示范高中的副校长，该校今年将有超过2000名高三学子投身于河南省首届新高考的挑战。该省的新高考模式为“3+1+2”，这意味着除了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基础课程外，学生们需在物理和历史两门学科中挑选一门，之后还需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和生物四门课程中自行挑选两门。
2014年，我国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这项改革被广大民众亲切地称作“新高考”。随后，在2021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该指引将于2024年开始正式执行。《指引》中明确规定，大多数理工农医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同时选择物理和化学作为考试科目，方可拥有报考资格。郑刚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所学校以理科教育见长，学生们在政策的引导下，普遍倾向于选择“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政治、历史、地理”这样的传统文科与理科交叉的学科组合。
河南省成为第五批进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自2022年起开始执行新的高考制度。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全面推行了新高考制度，而新疆和西藏则在上一年度入学的高一学生中，正式开启了新高考的实施。新高考改革的目的是消除文理科目的界限，然而，多地实施的经验显示，学生们在选科组合上正逐渐“回归”到文理科目的分科模式。
2023年5月29日，重庆某中学的高三学子正在上晚自习。画面由中新社提供。
超九成专业要求“物化双选”
“3+1+2”的选科模式在理论上可以形成12种不同的组合。郑刚回想起来，大约在2023年6月，学校首届面临新高考制度的高一学生在选择科目时，他曾经担忧过这样的多样性会带来不小的挑战。然而，实际上，学生们的大多数选择都集中在了“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地理”、“物理、化学、政治”以及“历史、政治、地理”这四种组合上。在全年级的16个班级中，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班级数量竟然达到了11个。
他深信，这种相对固定的选择模式，与高考综合改革先行省份在早期阶段的尝试有着密切的联系。自2014年开始，上海、浙江、山东等省份作为首批和第二批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地区，已经推行了“3+3”的选科制度。除了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必考科目之外，学生们还可以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这六门课程中挑选三门作为自己的选考科目。这样的选考组合共有20种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的选考科目中还包括了一门“技术”课程，因此，这里的选考组合种类增加到了35种。
“3+3”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选课空间，然而，这也引发了过分追求利益的倾向。在倾向于选择简单易行、规避困难的逻辑影响下，众多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获得高分的文科课程。在2017年的高考中，多个实行综合改革的省份中，物理科目的选考人数急剧减少。考虑到物理学科受到冷落、各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2018年，第三批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对选科模式进行了调整，变更为“3+1+2”模式。
物理科目成为考生可选的“热门”学科之一，导致选择物理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而与此同时，化学科目却变成了新的“冷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现象正是教育部发布《指引》文件的主要动因之一。《指引》将于2024年正式施行，在理工农医等专业中，要求学生必须选择物理和化学的比例超过了九成，这在众多教育工作者眼中，似乎使得选科方向再次回到了文理科分流的路径上。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副教授王新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新高考改革赋予了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然而选择何种路径却成为了新的挑战。《指引》的发布旨在将学生的兴趣、高校的专业设置以及国家的需求三者有机结合。
王新凤指出，在《指引》的指导下，学生们倾向于选择物理和化学，主要是因为这些学科报考的专业范围更广，就业前景更为乐观；而在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这四门学科中，兴趣和学科优势则成为了他们选择的主要依据。
她观察到，自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开始采用“3+1+2”模式实施后，学生选择物理和化学组合的比例逐年增长；与此同时，在前两批实行“3+3”模式的省份，近年来，选择物理与化学组合的学生人数同样呈现上升趋势。
吴松敏，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的校长助理，长期承担着学校选科指导的重任。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指出，浙江省作为率先实施“3+3”教育改革的地区，起初选择“物化双选”的学生数量并不多。然而，随着绑定要求的不断强化，这一组合的选考人数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在为2027届考生提供选科建议时，吴松敏主要推荐了“物化+X”以及“政史地”这两个组合。
山东在先前两轮的综合性改革省份中，高考报名人数位居前列。来自潍坊市的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中学历史教师李志，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据他所知，在山东省内众多学校中，2020年首次参加新高考的学生对于选择科目与未来专业之间的联系认识不足。为了在高考中获取更高的分数，他们倾向于选择物理和化学之外的科目。然而，在填报志愿时，他们才意识到可供选择的专业范围相当有限。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他就读的学校物理与化学科目选修人数有所增加，而2021年《指引》文件发布后，传统的“大文大理”分科模式再度成为主流趋势。
近期，我国多所“双一流”大学纷纷公布计划，扩大本科生的招生数量。其中，增招的名额主要分布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热门专业通常对报考学生的选考科目有特定要求，学生必须选择物理和化学作为考试科目才有资格报考。
“大走班、小走班”
但对于不同地区的学校而言，选科呈现出不小的差异性。
吴佳面临一个困扰：是否选择物理作为高考科目。她与正在高三的哥哥同在广东省的一所普通高中学习。广东省是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三批省份。按照选科要求，她和哥哥需要在高二下学期确定高考的科目组合。哥哥理科成绩优异，在选科时并未过多纠结，最终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这一组合，这在他们学校是学生中较为普遍的选择。
吴佳在物理方面不太擅长，这让她感到挺烦恼的。当初高一入学时，她本打算选物理、生物和地理，这样既可以报考理工科专业，又能绕过自己不擅长的化学。然而，到了高一下学期，老师向她传达了新的政策信息。经过一番考虑，吴佳决定放弃难度较大的物理学习，转而选择了历史、生物和地理这三门课程。
吴佳的班主任提出建议，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若想冲击“双一流”高校的理工农医等热门专业，理应优先考虑物理与化学。对于教学资源相对有限的高校而言，对“物化双选”有特定要求的专业并不多见。对于那些不擅长理科的学生来说，若他们无意学习理工农医专业，那么转向选择“政史地”组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吴佳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她所在的年级学生总数约为1000名，其中大约有80%的学生选择了物理作为主修科目，而在这些成绩较为优异的学生中，他们普遍都将化学作为了辅修课程。
浙江省高中数量超过六百所。吴松敏对一份涉及省内超过四百所高中的选科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选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生群体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占据了多数，而中等水平及基础较薄弱的学生比例相对较低；至于政治和历史学科的选择，则呈现出一种“正梯形”的分布态势。
湖南省属于第三批次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其中郴州市第一中学更是省级示范性高中。该校校长黄鸿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在新高考制度实施之前，该校理科生与文科生的比例大致为2比1。自2021届考生起，选择物理学科的考生比例逐年攀升，这一比例从74.1%增长到了2027届的88.75%。他发现，在部分普通高中，物理和历史两门学科的选课比例较为平均，甚至有的学校大多数学生倾向于选择历史学科。
这一差异的形成，同样与新高考实施等级赋分制度紧密相关。在采用“3+1+2”模式的省份，两门“再选科目”会采用等级赋分方式。所谓的等级赋分，就是依据考生在特定选考科目中的原始成绩进行排序，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划分成绩等级，并给予相应的分数。也就是说，考生的最终成绩不仅受到个人能力的制约，还受到同科目考生群体中其他竞争者的影响；同时，普通高中的学生倾向于避免与示范高中的学生进行直接的竞争。
辽宁省某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那些师资力量和生源质量相对较差的学校，往往会引导学生们报考那些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目，比如地理和政治等，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学校的排名，并在赋分机制下获得比原始分数更高的等级成绩。
教师队伍是学生选择课程的关键考量。在新的高考制度下，高中阶段需实行分班流动的教学方式，这意味着学生不再固定在一个班级，而是根据自己选择的科目组合变动至不同的教室进行学习。与“3+3”模式相比，“3+1+2”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走班管理的复杂性，然而，对于许多高中学校来说，真正实施走班教学仍面临诸多挑战。
吴佳就读的高中里，“史生地”这一选科组合颇为罕见，她被分到了“史政地”班级。当其他同学在地理课上学习时，她却前往“物化生”班学习生物。在与广东其他高中的同学交流过程中，吴佳发现，某些学校甚至未能给予学生足够的选科自主权。
王新凤的研究团队对全国29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行了持续的跟踪与评价。首先，前两批改革省份在满足学生选科需求方面表现良好，学生对于改革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然而，从第三批开始，在“3+1+2”模式下，学生的选科范围有所缩小，特别是在中西部及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学生的选择余地更加有限。
李志指出，由于教师资源有限、课程安排复杂以及教学质量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学校会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师资力量，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进行科目选择。以他所在的那所学校为参照，该校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地理学科表现突出，中考招生阶段，学校倾向于吸纳对这些学科有兴趣的学生。结果，学生们在选科时普遍倾向于这些学科的搭配，学校据此设立班级，教师们也会建议学生们优先选择学校主流的科目组合，并尽量减少走班教学的情况。“这种做法在省内众多学校中颇为普遍。”他如此表示。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2021年针对全国31个省份的1256所普通高中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在第三批及后续推行综合改革的省份里，高中教师短缺的比例介于21%至50%之间，而用于支持学生选科和走班教学的教室、仪器设备等关键硬件设施，其短缺率更是高达26%至50%。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专委会秘书长兼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在向《中国新闻周刊》的介绍中提到，对于第三批及后续推行新高考改革的省份，它们普遍重视“根据地方实际、根据学校实际”的原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进选课和走班教学模式，无论是大规模走班还是小规模走班，都是可行的。
王新凤认为，充分的选科自由应当是在资源丰富条件下的理想状态。尽管改革理念先进，但现实中区域、城乡以及学校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教育资源并未实现全面覆盖。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正是选科难以实现落地的重要原因。她觉得，尽管高中在学生选择科目上设定了一些限制，但相较于过去仅有的“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两种选项，现在的选科体系实际上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
选科人数决定教师需求
在那些采用“3+1+2”教育模式的地区，每当高一学生面临选科之际，高中历史教师往往感到分外焦虑。若选修历史的学生人数不足，部分历史教师可能需转而教授政治等科目，甚至可能被安排至图书馆等岗位。
《指引》颁布之后，我校的历史学科地位显得较为边缘化。郑刚直言不讳，指出在“3+1+2”的选科体系中，历史学科与物理学科并列，表面上看似地位有所上升，但实际上选择历史学科的学生数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政治和地理学科可以与物理、化学相结合，选择这些学科的学生数量却并不少。他进一步说明，随着学生选科人数的变动，近两年来，我校历史和生物学科的教师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而政治和地理学科的教师却面临短缺的结构性问题。
山东采用“3+3”教学模式，自《指引》发布以来，历史学科也遭遇了冷遇。李志发现，许多学校考虑到功利因素，在学生选定科目之后，便停止了非选定科目的教学，例如，选了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学生就不再安排历史和政治课程。这种做法使得原本选择历史学科的学生数量就很少，进而让历史教师陷入了无课可教的尴尬境地。李志如此评价。
李志指出，选考人数的减少导致课时被缩减，这直接影响了历史教师的职称评定及职业成长。为了缓解学校历史教师人数过多的状况，郑刚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他所在的教育机构设有三个校区，这些校区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存在细微差别，学生的选课偏好也有所区别，学校会在不同年级和校区之间进行教师资源的调配。
对于那些尚无法满足课时要求的教师，学校采取了减少教学负担、同时担任行政职务的策略来帮助他们过渡。比如，原本负责三个班级教学的教师，现在可能只保留一个班级的教学任务，剩余时间则用于处理行政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保留了教师的专业身份，又满足了学校对工作业绩的考核需求。”他这样说道。
实际上，在新高考改革初期，物理学科选课人数的减少导致部分物理教师不得不兼职行政岗位，但这一状况随着物理选课人数的回升而有所改善。然而，与物理学科不同，历史学科教师的过剩并非由短暂的选科波动所致，而是受到了就业市场状况和高校招生政策的深刻影响。李志指出，某些学校历史教师数量的过剩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种结构性的编制不足情形下，"县管校聘"制度或许能成为一项有效的应对策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需对中小学教师的"县管校聘"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所谓的“县管校聘”制度，实际上是指将中小学教师以及校长的管理职责集中由县级政府负责，这样做有效防止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现象。在此制度下，教师们不再局限于单一学校，而是可以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流动教学。
李志认为，对于新高考来说，“县管校聘”这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教师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轮岗制度也可能导致固定编制的打破，使得原本在优质高中的教师可能被调往条件较差的学校；此外，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郑刚指出，当前学校的编制名额已经全部占用，只有在历史等教师数量相对较多的学科中，那些拥有编制的教师逐渐退休后，才能将编制名额调剂给师资力量较为缺乏的学科，这样才能切实解决编制分布不均的问题。
改革仍需“打补丁”
新高考改革如同牵动全局的枢纽，其影响不仅局限于高中教育领域，更是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王新凤指出，自2014年起实施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更加深入和全面，影响范围涵盖学生、家长以及教师等多个群体。这一改革使得进入高校的学生来源更加多样化，知识结构也更加丰富。同时，新高考机制也在迫使高校在招生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相应的改革。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的李木洲副主任在《中国新闻周刊》中阐述，此次科目改革的根本在于它对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体系及能力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最终将波及到未来的人才构成。
《指引》对一般本科院校的招生科目提出了具体要求，然而，这一规定并不适用于专科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部分行业专家对此表示忧虑，认为那些未选择物理和化学科目的学生在进入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后，可能会面临难以适应理工农医等专业课程的挑战。
新高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破文理分科的界限，以培育具备文理融合能力的人才。王新凤指出，物理学与历史学分别构成了理工科与文科的根基，然而“3+1+2”的选科模式要求学生在物理和历史之间做出选择，这并不利于上述目标的达成。李木洲则认为，“3+1+2”模式是一种寻求平衡的改革措施，随着全国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未来各省份的选科方式或许最终会趋向一致。
陈志文指出，经历了从“3+3”到“3+1+2”的转变，直至《指引》的颁布，我们不得不承认高考再次回归到以“物化+X”和“政史地”等选科组合为核心的“小文理”模式，这一现象凸显了“文理不分科”政策所遭遇的挑战。他进一步强调，教育改革中的选科等环节，必须以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高考制度不宜再经历大规模的变革，转而应实施“修补漏洞”的细致调整。王新凤专家表示，新高考制度实施十年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给高中教育带来了一定的波动，尤其是教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此外，如何在各个省份间合理调配教育资源，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和公平性，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李木洲指出，随着“选科即定专业，选专业即定就业”这一链条逐步提前，生涯规划指导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需及时跟进以助学生做出明智选择。吴松敏从事生涯规划工作已满十年，其所在学校自高中起始年级便开设生涯规划课程，全面介绍大学专业及社会职业情况，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旨在协助学生作出更为理性的选科决策。
然而，生涯规划教育在各校之间的进展存在显著差异。王新凤指出，在优质高中，通常有专人负责生涯规划指导，能够实施较为全面的课程和提供咨询服务；然而，在部分普通学校，此类工作往往由教师兼职负责，课程内容零散、形式单一，难以发挥实际效用。“生涯规划并非孤立的一门课程，而应当是贯穿整个高中阶段的完整体系。”她这样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刚、吴佳、李志为化名）
记者：孙厚铭（sunhouming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