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月
我于2013年来到上海老年基金会工作，先后担任理事、副理事长。 2016年4月29日，市议会成立基层服务委员会。我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王革祥、唐辉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成立时，我们确定了四个目标，即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工作网络、完善管理机制、推广成功经验。成立八年来，主要围绕八个方面开展工作，可概括为“八个聚焦”：聚焦团队、聚焦团队、聚焦研究、聚焦模型、聚焦突破、注重制度、注重培训、注重评价。回顾基层服务委员会的八年历程，如行八千里。那“云”、那“月”永远在我心里。
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显现，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开始密切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1984年12月，上海老年基金会成立，标志着上海这个中国最大、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应对老龄化挑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市局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胡彦照主席提出，服务老年人的着力点要在基层，工作要围绕基层开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2016年4月29日，上海老年基金会基层服务委员会正式成立。一开始不叫基层服务委员会，而是叫基层指导委员会。为凸显市议会的服务功能，改为现名。基层服务委员会是市议会继资金筹措委员会、项目评审委员会、宣传活动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之后成立的第五个专业委员会。
两个重要的基础文件
在基层服务委员会成立之前，我和王革祥同志都是市议会的主任。我们还分别担任项目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和宣传活动委员会副主任。今天我们仍然持有这两个职位。我和葛翔、唐辉同志被选为基层服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来的工作经历。葛翔同志退休前曾担任市、区老干部局领导，对老年人的思想动态、生活习惯、晚年情况十分熟悉。唐辉同志不久前退休了。退休前，曾在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他对16个区、线的干部队伍十分了解。我长期在基层工作。我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我在区政府、区委工作期间，还负责社会保障工作和老年工作。我熟悉基层，对老年人事业很了解。选择我们加入基层服务委员会，就是利用我们的工作经验。
基层服务委员会成立后，首先明确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各区代表处和行业工作站。区代表处的设立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年3月，市农村委、市议会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县（当时仍称县）设立老年基金会办公室。 4月17日，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青浦县办公室成立。这是我们长者基金会设立的第一个分会。两年多后，1999年10月13日，崇明县办事处成立。到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市局已经在全市16个区设立了分支机构，都叫代表处。随后又陆续建成9个行业工作站。
从青浦县办事处成立到基层服务委员会成立的18年间，区代表处领导班子至少经历了两轮重大人事变动。早期，一些40、50岁的老同志担任主席。现在他们大多数是60后，也有一些是50后。老龄化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基层服务委员会成立后却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中央发文不允许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以前我们区代表处主任一般都是区副领导。这既保证了代表处的管理水平，也更容易组织和凝聚各方力量。现在，如果严格按照该文件执行，将立即引起代表处领导班子的重大调整，这对稳定和推进区代表处工作将产生重大影响。基层服务委员会深入调研、充分听取代表处意见后，专门向市委组织部汇报了情况和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是，区党政领导班子副主任不再兼任代表处主任，但区人大、区政协副主任、副主席可以兼任。经过反复沟通，市委组织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我认为这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区代表处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需要规范的问题。同样在充分听取代表处意见的基础上，基层服务委员会以市议会的名义起草并下发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变更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各区代表机构名称的通知》，一份是《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关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区代表机构组织建设的意见》 ”。文件明确了各区代表机构的组织配置标准：设立董事会，或与区老龄工作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关于代表机构的人员配置，文件提出，董事会设主席一名，主席原则上由区人大、区政协在职或离退休的局级干部担任；还设副主任若干名，副主任原则上由区老龄工作机构负责人担任。 、非领导职务的厅级干部、爱心企业和社会团体负责人担任；董事会或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主任原则上应由专职人员担任，根据工作实际，副会长或秘书长也可兼任；人员配备要注重年轻化、专业化，至少有1至2名专职人员。两份文件对区代表机构组织建设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可操作性很强。我认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文件，不仅让区代表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有章可循，也为区代表机构在区的发展创造了各种工作条件和各方支持。有利的条件。事实证明，这两份文件对推动16个区代表机构的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大决策是通过研究做出的
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的“八个努力”八年来，我想把重点放在“调研”上。不仅是基层服务委员会，我们市议会和各个专业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这已成为上海老年基金会所有重大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包括一些重大助老公益项目的设立、管理和运营维护。
在胡彦照董事长和上海老年基金会全体董事的心中，始终牵挂着一群老人：上海远郊的特困老人。 2017年开始，市议会以“下移重点、下移服务、下移资源”为口号，持续实施两轮“远郊帮扶计划”，源于胡彦照主席2015年视察松江车墩镇。一次研究之旅。
2015年2月12日，胡彦照董事长、李子伟主任、甘伟刚主任兼副秘书长在相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松江区偏远车墩镇德胜村实地考察上海农村老年人现场服务。系统建设状况。主席参观了德胜村老人活动室、就餐、洗浴点，详细了解城镇养老金、农村养老金等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领取情况。松江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高兴。但当得知车墩镇有一些参保老人因医疗单位能力限制，短期内无法接受白内障手术时，主席恍然大悟，原来还有一些“特困老人”。远郊地区需要帮助的人们”。 。 “我们必须改善这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在这次检查之后，“远郊援助计划”就被提上了市议会的议程。第一轮帮扶于2017年开始，2019年结束，总投资548.17万元。第二轮从2023年开始到2025年结束，目标是“最大限度消除远郊特困老年人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目前仍在进行中。
两轮“远郊救助计划”项目对象从80岁以上贫困老人、痴呆、残疾、“失独”老人、农村干部、农村五保户等逐步扩大。保障户，并逐步扩大到抗美援朝退伍军人、反印人士等。自卫还击老兵、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功或致残的特殊贡献老人以及其他伤残军人，包括从“支部内、到边境、到边境”包括返沪有困难的知青，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政策边缘老人。人员类别共8类。关于这八类人员的确定，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各区特别是远郊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市会议，期间还召开了3次专题工作会议，动员部署各区代表开展相应研究工作。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远城援助计划”现已成为上海老年基金会持续开展的品牌公益项目之一。市议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孙平同志表示：“我的理解是，我们老年基金会的‘城郊救助计划’更多的是一种信仰，我们可以直接为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救助。” ”。毕竟，老人的资金和物资有限，但这种信念的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确实如此，现在市议会推出的很多老年公益项目都有意识地向远郊特困老年人倾斜，比如开展的“元旦春节”公益项目14年来，累计投入2520万元，成为远郊特困老人送温暖的首选和重点，无论是规划还是物资发放，都成为“优先事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据上海民政局统计，去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568万人。由于情况复杂，这568万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各不相同。我们老年基金会的宗旨是“补缺、突出重点、直接受益”。首先要解决好差距、短板、重点，让困难老人直接受益。其实我们现在上海的困难老人的数据比较多，也比较实用。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上海市贫困老年人群体现状分析”专题调查。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是主要参与者。老人面对面说话。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基本情况，明确了老年人迫切的困难和担忧，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为整个扶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对于上海老年基金会加大整体筹款力度、加快项目推进、做好宣传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上海老年基金会的一种趋势，成为一种工作方法。有的调查是我们市议会直接做的，有的则是我们请各区的代表处去研究。大部分调查由各区代表处自行完成。我们奉贤区代表处主任马建根同志现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带领团队对奉贤区贫困老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最终形成了奉贤区养老现状分析报告。奉贤区人大常委会转发了这份报告，引起了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该区加大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知道我们各个区对于特困老人都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报告，或者产生了一些真实可用的数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松江区叶斜镇偏远的燕井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幸福老人村”。走进“幸福老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栗色的木栅栏。木栅栏上爬满了扁豆藤，开着紫色的小花，散发着乡村特有的花香。新建的路灯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村内。路旁有阅览室、活动室、棋牌室、卫生站、康复室、卡拉OK厅、手工艺作坊。小路尽头的小树林里，还有一个专门供老年人表演的大舞台，可同时容纳1000多名观众。燕京村及附近乡镇的40多名老人住在这里安享晚年。这个“幸福老年村”是由江秋燕、薛敏、张家军三位热心公益的年轻人创办的。用村长姜秋燕的话说：“我们只是想让老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不离开家乡、不离开土壤、不离开亲人、不离开集体。这也是一种摆脱孤独的探索。”在留住乡愁、乡愁的同时，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对江秋燕和几位年轻人的探索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就说《快乐老年村》的“微笑1+1”系列，“村”方言叫“微笑1+1”。有“味笑早餐”、“味笑课堂”、“微笑家宴”、“味笑“孝道课程”等。 “微笑早餐”每天提供免费早餐，惠及周边村庄所有老年居民和70岁以上独居老人；每周一次的“微孝孝课堂”是小学生和老人牵手互动的组织。陪伴的美好时光；一年一度的“微孝家宴”是个“吉祥时刻”，“福老人村”的年夜饭上，非亲非友的老人齐聚一堂，像一家人一样享受新年团圆的喜悦； “微孝孝道”是一项身心健康活动，包括唱红歌、手指操、健康讲座，还有手工课、舞蹈课、手势训练和花卉养护等，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说是“微”孝，其实是“大”爱。
我们不仅持续为这个“微孝”提供资助，而且还直接参与其中。记得2017年，市议会组织上海老年书画社的老书法家写了100个“孝”字。当年8月13日，我们把这100个“孝”字送到了“幸福老人村”，送给了村里的每一位老人。我们还将部分爱心企业捐赠的物品捐赠给了“幸福老年村”。市议会曾经收到一家公司捐赠的两个价值十万多元的浴缸，我们把其中一个送给了“幸福老人村”村。我们也成为了“幸福老人村”和“伟伟孝顺村”的一份子。虔诚”的领地。
当我们走进“幸福老年村”时，我们感觉这是一个未来可以慢慢培育、复制、推广的模式。我们前后任主席、秘书长到那里视察不下十几次。我曾多次亲自带队，邀请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到现场调研，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也进行了专题评论。文章。 “幸福老人村”弥漫着花香，遍布全国。不仅香气传遍全国，2020年1月12日，来自澳大利亚“节日之城”阿德莱德的南澳弦乐音乐家来到“快乐老人村”，因为“百闻不如一见” “幸福老人村”里有一家“奶奶咖啡屋”，咖啡师除了79岁、72岁、65岁的三位老奶奶。咖啡之外，他们还以当地的水果为主要原料制作了水果茶。为老人表演后，南澳弦乐音乐家们来到了“奶奶的咖啡屋”，但他们没有喝咖啡，而是饶有兴致地喝了水果茶。咖啡大概是他们的日常饮品，但他们却没有尝过田间现做的奶茶。
抓典型、弘典型，是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还可以举一个宝山区代表处的例子。近年来，宝山区代表处在推动和推动养老工作领导、加大社区老年工作管理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全区各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服务工作站，有效地将各类助老活动延伸到社区。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去年12月7日，我们在宝山松南镇召开专题工作推进会。这次会议是观摩我市议会基层建设工作、推广经验、强调学习先进、弥补不足的座谈会。通过分级管理、分类指导、分级实施，加强服务养老基层建设。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今年7月5日，我们在宝山区召开了专题推介会。我们邀请了宝山区代表处、区民政局、区庙兴镇党委、区团委在会上介绍工作情况。在区委领导下，坚持党建引领，各单位密切配合，在全社区推广养老服务管理经验。专题推介会上，浦东、闵行、松江代表处领导也进行了经验交流。最后，我对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更好地推进工作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我感觉，八年来，我们基层服务委员会通过“八抓”，实现了以点带面、自上而下联动、典型指导、无缝衔接，使上海基层工作老年基金会可以持续有效地为推动这一进程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两点感触很深。一是善于借力。我们的力量来自领导，也来自基层。应该说，上海各级领导对我们老年基金会的基层工作非常重视。在解决老年人吃饭困难问题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专门作出批示，要求我们解决7万人的问题。加倍能解决14万人的问题吗？事实上，近年来，解决老年人就餐问题的老年食堂、社区食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预期。一是用好资源。不仅要利用好区域资源、行业资源，还要利用好街道、镇、村（居）委会资源。胡彦照董事长曾说过，基层有热情、有力量、有财富。我想这就是资源。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