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交警为骑手讲解交通规则。光明影业/视觉中国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数字就业中心帮助农村妇女就地就业。光明影业/视觉中国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镇头塘村的三角梅苗木培训基地，村民通过直播宣传三角梅。光明影业/视觉中国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阿山镇。光明影业/视觉中国
编者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和应用，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 “乡村”与“就业”相互碰撞，为县域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灵活的选择，也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源。新的活力。目前，我国县域数字化就业有何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数字劳动研究团队2021年至2024年走访山东、江西、河北、浙江、湖北、河南六省十余个县乡，重点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化就业现状开展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
村民变身主播，推销家乡农产品； “新农民”用数据“训练AI”，成为人工智能数据标注者； “宝妈”通过短视频分享育儿经验和乡村生活，成为农村主题品类网红主播……近年来，我国各县乡涌现出零工就业创业群体，聚焦于新职业如直播电商、在线配送、客服物流等，这些数字化就业形式不仅提升了县域影响力，也增强了县域整体活力和创造力。
县域数字化就业新特点
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双向提升
四年前，对直播一无所知的小丽不会想到“直播间卖牡丹”会成为她就业的重要渠道。现在，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黄镇街道王桥村村民小李家里，货架、直播台、手机支架、补光灯等设备一应俱全。她和家人熟悉牡丹、芍药的生长、颜色和栽培。有很多问题。小丽的直播账号目前拥有超过20万粉丝，每天发货上千单。
对于数字化就业来说，技术的运用是门槛。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成为村民实现数字化就业的“必修课”。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连个链接都连接不上，跟着县里的老师一点一点学，慢慢就熟练了。”小李坦言。
直播有效拉动了鲜切牡丹的销量，村里的花农也尝到了好处。现在，300多户家庭中有100多户加入了直播。 “没想到农民也能当主播，有一天在直播间‘干活’。” 72岁的老王在手机上下载了好几个软件。面对新技术，他不再“害怕”。 “现在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在现场卖花。”老王微笑着向调研组讲述这些年农村的变化。 。
类似的数据标注产业也极大地提高了县乡就业人口的技能和素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标注行业已蔓延到县城和乡村。通过计算机技能和标签规则培训，从业者可以坐在电脑前赚钱。
孟涛是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家数据标注公司的经理。三年来，她培训了近百名数据标注者（将图片、语音、文本、视频等原始数据标注成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形式）。语），主要来自周边县、村。她告诉研究团队，“成为一名数据标注者，除了会打字、点击鼠标之外，还需要学习独立信息收集、验证比较、快速判断等数字技能。”当遇到需要事实核查的问答注释时，孟涛鼓励员工在正规网站上搜索内容，而不是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答案。随着数字技能的不断提高，标注者对数字场景越来越熟悉，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
归属感和本地化支持并存
对家乡的依恋和纽带，是县乡青年扎根当地的情感动力。调研组在江西多地采访外卖骑手时，被问到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选择留在当地。 “和家人在一起（占30.16%）”和“离家近（占18.7%）”是提及最多的因素。很多答案。在景德镇出生长大的送货员陈少庆明确表示，“在外面赚1万到2万元，比在家里赚5000到6000元要好”。大城市的房租高，地方又陌生，但在家乡，他可以随时实现照顾家人的愿望。
和陈少卿一样，不少“宝妈”通过本地化数字化就业，实现了“左家庭、右事业”的平衡。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的数据标注员马花花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 “这份工作有周末，也有时间接送孩子、陪孩子玩，有着难得的‘亲子’优势。”
“不用开导航，路你就熟悉”、“团队里的‘活地图’”、“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捷径”。有本地经验的县骑手大多来自附近县镇，跑单上也比较得心应手。此外，“爱”和“意”依然渗透在县域社会，骑手之间的感情也在日常聊天、互助和定期聚餐中扎根。
同时，作为县城老乡的熟人社会，“你帮我去”的氛围也激发了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朱珍在当地电商街上开设了一家文具店，将文具袋的裁剪、缝制和线下包装等工作交给了村里的留守妇女。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参与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向朱珍“学艺”，并开发了自己的网店。农村关系已经融入到淘宝的经营关系中，当地文具店的数量也从最初的几家扩大到70多家。
满意度与灵活性的结合
“工作上没有压力，即使有烦恼，也可以通过一路骑行来释放。”来自江西省南昌市余干县的骑手王大姐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生涯。王姐曾经在一家净水器公司工作过，但成绩并不好。辞去工作成为一名骑手后，他的收入翻了一番，最高时甚至达到了数万元。
“福利好”对于已经成家的中年骑手来说尤其重要。采访中，一名手臂受伤无法再干重活的送货员对自己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他感叹自己非但没有成为家人的负担，反而成为了“主心骨”。
满足感和幸福感并不是骑手所独有的。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的范哥找到了一些增加收入的秘诀。 “我白天在仓库干活，晚上开车，反正回家就是躺着看电视，何不出去挣点钱呢。”范哥在当地一家酒庄担任仓库管理员。他经常在工厂门口看到穿着各种行车服的师傅。联系人。经过询问，他发现了司机这个职业。 “门槛低，只跑到半夜，这样第二天就不会误工，还能有额外收入！”
数字平台和人际联系的下沉，催生了驾驶平台的崛起。每天下班后，范哥骑上电动车，打开手机，点击上线，开始接单。当司机4到5个小时，他每月可以额外赚3000到4000元。
自信心和自主性显着增强
“我们要敢于迈出第一步，接受新技术，迎接新挑战。”胡磊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的一名电商培训师。多年来，他为数十个村庄的数万名想要直播电商的农民开设了数百场课程。
囿于传统伦理和熟人关系，县域女性对电商抱有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对直播感兴趣，希望从中获得成就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展示自己”，不敢面对镜头。
为此，胡磊每天都会在课后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在视频中与他交流，增加他们直播的信心。家住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的刘丽萍，上了胡蕾的课后，精神抖擞，每天早上都会在自家后面的山坡上练习直播技巧。她把直播中常用的表达方式仔细地记在笔记本上，每天复习背诵。学会了如何拍摄和剪辑图片后，刘丽萍开设了一个账号，开始了农产品直播。现在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让刘丽萍信心十足。她开始鼓励身边的“宝宝妈妈”做直播、短视频，主动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
“如果要总结我的成功经验的话，那就是无论是做设计还是做电商，都需要不断学习。”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从事汉服电商的孟晓霞这样总结。由于她的汉服设计多次获奖，她和丈夫成为了当地知名的中式汉服代言人。
“我以前学的是艺术设计，但对网络销售不太了解，花了八年的时间才稍微了解一点。自从2015年在网上下了第一笔订单后，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相信我能做到。” 2023年，孟晓霞穿着自己设计的汉服，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妇女代表出席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心中升起一股自豪感。
县域零工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县域零工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撑力量。本土、灵活、独立、自信……这些关键词串联起了县域平台工作者的特点，也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诸多期待。但这一群体在职业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收入稳定性和职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
数字零工劳动力具有互联性、中介化、数字化的特点。这些属性使得数字化就业人群具有区别于传统行业劳动者的特征：流动灵活、转型性强等。以数据标注为例，一方面，劳动者清晰地感知到从业人员数量在不断上升，而且工作“不像往年那么轻松”。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应地受到经济需求、产业环境、季节变化、就业规律的影响。调整等因素。他们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收入，并依靠个人努力对冲经济回报的不可预测性。
来自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骑手郭大姐说，“孩子一开学，就是淡季。”暑假期间，孩子们喜欢点奶茶、零食等，她通常早上9点到晚上9点工作，每个月能挣6000到7000元。但开学后，订单量急剧下降。她看到同行的人靠送早餐一天能接十多个订单，于是她也报名了早餐外卖业务。她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出门，中午不休息，以维持旺季的收入。
此外，工作者在平台数字行业还面临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县域零工大部分来自传统农民工群体，存在学历不足、专业技能和职业化路径经验不足等瓶颈。另一方面，许多县零工则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种“一天一天”的不确定性和随时被技术抛弃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数字化员工的不安全感。
家庭和社会认可度低
作为新业态的从业者，县域零工需要面对对家庭和传统社会关系的质疑，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矮化。
传统农村社会对数字技术相对陌生，对数字就业的接受度较低。以电商直播行业为例，有的家庭因为“宝贝妈妈”的出现，遭到邻居议论或遭到家中老人的反对。在参加直播初期，大多数“宝宝妈妈”都面临着“时间消耗高、收入低”的困境，并受到家人的阻挠。这种情况大部分会在工人获得福利后逐渐解决。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孙窑村主播小萌说，刚开始做直播时，邻居们经常私下议论她。 “我每天都在网上聊天，也没赚到多少钱，所以心神不宁。”还有人说她“上网了，（化了妆、加了滤镜）连本来面目都看不清了，虚荣又臭”。这些言论让她在短暂的创业热情之后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漩涡。
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女性通常被要求“带孩子”、“做家务”。然而，一大早就起床直播，一度被家人认为是“不务正业”、“耽误职责”。在家庭成员和传统观念的双重影响下，一些女主播无奈回归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产生活。也有一些女性积极尝试与家人沟通，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更好地照顾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通过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来获得或增强职业的合理性。
另外，“宝妈”的直播大多是兼职，日常家务活经常发生，无法保证相对稳定的工作时间和节奏。强烈的不稳定性也让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份正经的工作”而是“个人的创业经历”。
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足
目前，只有不到20%的农村青年能够利用数字平台突破自我、有所成就。较低的比率反映了较高的创业风险和痛苦的经历。
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阿子营街道，王军夫妇种植、销售百合已三年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正当创业势头蒸蒸日上时，百合种植区被划为水源保护区，花卉产业使用大量化肥，不得不停业转行。
对于农产品电商企业来说，生产周期长、初始资金门槛高、投资回报慢等现实困难难以克服。创业往往需要更大的财务压力。此外，农产品还面临农作物生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双重风险，难以保证预期经营收益。目前农产品电商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电商投资信用风险较高。如果半途而废，不仅前期投资打了水漂，而且贷款也很难还。
多措并举助力提升县域就业质量和效率
县域数字化就业不仅为中低收入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成为推动乡村资源重新整合、激发未来乡村振兴内在动力的有效途径。如何提高县域数字就业的质量、效率和保障，是未来乡村振兴道路上必须关注的课题。
创新制度路径，促进专业发展
当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适应数字产业发展的人才技能分类和评价标准。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主管部门可以考虑试点“技能清单”、“职业技能竞赛”等模式，制定适合县域数字零工从业人员的技能考核办法，增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例如，将人际沟通、情绪调节、多任务协同管理等通用性较强的技能纳入平台劳动者的评价体系，相关优秀人员的量化分数和综合素质评价应为所有数字劳动者所共有。并与当地人才认可、其他行业就业机会、银行小额贷款等优惠条件挂钩。
平台企业要持续开展数字化培训项目，扎根当地，培育当地新的就业群体。企业通过提供基础信息技能课程，以及直播、运营、设计、公关、售后服务等方面的针对性进阶培训，不仅有利于当前平台人员的技能提升，也有利于县域的信息化建设。从长远来看。提高整体就业质量、教育氛围和数字意识。
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数字化就业环境
近年来，虽然以工伤保障、意外伤害保险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试点政策稳步推进，但鉴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定位等差异，有必要调动各方力量地方政府要制定有针对性、细化的政策。专业化制度调整和社会保障更为重要，也是有效化解灵活就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高职业风险、增强数字零工劳动者安全感和公平感的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应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收入压力、职业发展、社会保障意识，特别是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外债风险较高等问题。地方、行业组织、工会等各方要加强协调，加大监管和公共服务力度，公布工伤赔偿、劳动关系认定等典型法律案例，提供简化、便捷的社保办理、复工复产等服务。就业咨询、免费法律咨询等服务形成合力，不断提高数字零工保障水平。平台企业可定期举办交流会、研讨会，提高劳动者风险意识、法律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相关劳动维权知识培训，营造更好的数字化就业环境。
协调多方力量构建良好就业生态
各地要积极搭建数字零工工作者与县域老百姓的日常互动交流平台，表彰数字工作者，通过数字就业典型案例、科技下乡推广、数字零工就业体验等多种形式激励县域。分享活动。经济活力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转变当地传统就业观念，使当地群众进一步认识和领会数字新业态的活力和魅力，使县域社会更加主动适应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
目前，部分地区工会、妇联、青联、平台公司等多个组织合作，探索“零工客栈”就业服务场所、“社区微产业”就业服务、“家访帮扶”等。数字零工志愿者服务。团队、关爱班、心理咨询室等举措，为平台从业者及其家人提供长期、制度化的心理咨询支持。
同时，平台企业可以考虑从家庭关爱出发，依托“家庭活动日”、“数字职业开放日”等活动，展示数字化企业文化和亲和力，树立数字化工作者的自信心，激发数字化员工的积极性。家庭成员的自豪感，帮助数字工作者获得家庭更好的支持和鼓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平、曾鑫、赵玉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