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意大利关押华侨的伊索拉格拉萨索集中营，地点就在当地的天主教堂里，照片右侧的房屋里关押着华侨。
青田华侨从清朝初期就开始出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的年代，鼎盛时期有三万多青田人出国游历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股移民潮戛然而止。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政府对二战遇难华侨进行救济工作，把大部分旅欧华侨运回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很多华侨自发回国，到1949年，留在海外的青田华侨已不足5000人。这期间，很少有研究者研究青田华侨的遭遇，史料不多。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意大利华侨研究者高龙旦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详尽的华侨历史故事。追随这段历史，我们对二战期间意大利青田华侨的境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有记载，但很简短：二战期间，意大利青田华侨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胡希珍的皮革厂在战争中化为灰烬，300多名华侨因战争而丧生。青田华侨胡金林曾遭五年牢狱之灾，胡世龙等21名青田华侨则惨死异乡。
图1是青田华侨胡超在意大利集中营的档案，这本档案的一角被解放他们的意大利游击队烧毁，其余部分保存至今。
图二为青田四都侨胞胡超的侨居证
图3为青田三都侨胞周五常的侨居证
二战时期的青田华侨
意大利集中营里的生活
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关于青田华侨在纳粹集中营生活的详细回忆或史料记载，若不是意大利华侨史专家高龙旦提供的资料，或许青田华侨的那段时光，也会随着老华侨的逝去而被遗忘，永远地埋没在历史长河中。
高龙旦是意大利米兰科莫大学的中文教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杭州大学学习中文，是意大利华侨研究的专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曾经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本名为《温州人在米兰》的书。但他越研究越发现，那些自称温州人的老华侨，大多来自温州旁边的小镇青田。于是，他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意大利的青田人。他曾六次去过青田。二战期间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华侨历史是他最新的发现。在和我们交流华侨史研究时，他把这段历史的资料全部抄给了我们。
1940年9月27日，法西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与德国、日本组成轴心国，开始把在同盟国的意大利华侨华人作为攻击目标，逮捕并驱逐出意大利。社会上也腐败成风，少数与当地官员有关系的富裕华侨，靠贿赂官员或警察，得以照常生存。但还是有200多名华侨被捕，其中大部分是青田人。他们愿意被遣送回国，却被意大利纳粹政府关进专门设立的集中营。
与实行种族灭绝和恐怖统治的德国纳粹集中营不同，意大利集中营的管理者要求，只要华侨晚上回到集中营，白天就可以自由出入，到城里工作，甚至和意大利姑娘谈恋爱、结婚。这或许和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开始恢复一些动荡岁月的记忆有关，也和当时重视人权、尊重自由的人文思想有关。两座集中营里关押着200多名华侨，其中一座集中营比较大，位于意大利中东部山区，距离罗马3小时车程，位于一个叫伊索拉格拉萨索的小镇的教堂里。华侨被要求上交护照和居留证，晚上必须回到教堂，不准离开小镇，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集中营时期从1941年初持续到1943年末，对于青田华侨来说，这是他们在欧洲最黑暗的日子。
温州大学徐华兵教授从台湾带回的二战及民国史料中，有一份是曾被关押在格拉萨索集中营的胡锦林填写的，他在《意大利战时中国同胞损失情况调查表》中，在“战时情况”一栏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二战期间在意大利集中营经历的全过程：“我于1940年9月2日被关押在米兰，三个多星期后被送往CivitERRA集中营。1941年4月18日，被转移到托西卡。1942年5月16日，被转移到ISOLA GS（伊索拉格拉萨索集中营）。 1943年2月28日，他们被德军押送到阿奎拉，在那里关押了数周。他们又被押送到佩鲁贾工作了几个月，然后被交给法西斯。1944年6月18日，盟军抵达，他们重获自由。那种痛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二战结束70年后，意大利华侨史专家高龙旦顺着罗马图书馆档案中记载的线索，来到伊索拉格拉萨索小镇的教堂，接待他的教堂管理人员非常激动，说意大利社会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他说，高龙旦是70年来第一个到那里去关心、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高龙旦还采访了当地的老人，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群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小镇上，他们衣着讲究，温文尔雅，对当地人友善大方，在高龙旦看来，他们是一群聪明、懂事的人。这和我对青田华侨史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早期的青田华侨是来自青田家乡的一批精英，是一群极具冒险精神、敢于闯荡世界的商人。他们写给家人的信，都要由集中营里的专人翻译成意大利语，检查不含反政府言论后，才能把原信寄出去。因此，当地的教会档案馆保存着不少华侨写的意大利语信件。这些信中的文字，反映出这些华侨在集中营里的焦虑和绝望。一些青壮年被带到了战场，伊索拉格拉萨索小镇上只剩下老弱妇孺。这群来自中国的华侨打破了小镇死寂的气氛。白天，他们在小镇里辛勤劳作，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对老弱妇孺表现得温文尔雅、绅士风度，还经常请当地人吃饭，博得他们的好感；晚上，他们只能回到集中营里的教堂。然而，当地人却不这么认为。教堂保存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当地人写给集中营管理员的信，他抱怨集中营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优雅，很快就赢得了当地姑娘的芳心。他开始爱上当地姑娘，并娶她们为妻，因为他担心战争结束后，那些从战场回国的意大利小伙子找不到老婆。因此，他要求尽快解散集中营，让中国人离开！
教堂保留着1941年8月4日至5日《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当天集中营内40名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并在教堂接受洗礼。教堂内保存的照片还原了这段历史。合影中的重要人物，是第二排右起第四位，一位姓张的中国牧师。应华侨的要求，为了寻求当地天主教会的庇护，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张牧师试图与当地教会沟通，为他们祈祷。然而教会的答复是，首先这些华人必须皈依天主教，成为天主教徒后，才有与集中营管理方交涉的理由。于是，1941年8月的这一天，这些从小受到儒家或佛教文化熏陶的青田华侨，为了生存，被迫皈依天主教。在有关官员的见证下，40名中国人正式接受教堂神父的洗礼，皈依天主教。
1941年8月，40名青田华侨被关押在意大利伊索拉格拉索集中营，为了自救，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信仰，接受当地天主教会的洗礼。照片第二排右边第四人是华人张牧师
1943年底，意大利当地的反法西斯游击队成功地从墨索里尼的纳粹军队手中解放了伊索拉格拉萨索小镇，并把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华人也一并解放了出来。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后，游击队认为，如果把集中营里的华侨文件和档案都烧掉，以后任何政府都没有理由欺负和关押他们，烧掉这些档案就等于砸毁了集中营里的档案。结果，大部分华侨文件和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游击队一走，教会牧师就抢救了没有被烧毁的材料。仅存的十几张华侨文件也被烧毁了。护照和证件上都写着祖籍是中国青田。残存下来的信件，大部分边角都被烧毁了，但因为没有完全烧毁，所以得以存留下来。七十年来，教会牧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保存在档案室里。在这个小镇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专门收集和保护中国文献，他是一位名叫迪埃莱奥诺拉·西尔维奥的当地教师，已经年近七十。正是他们的精心保存，才让这些材料还原了那段历史。
这些华侨离开集中营后，战后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赔偿，大部分都娶了意大利女人，组建了新的家庭，并把在中国的亲人带到了意大利。因为他们留下的火花，意大利青田华人群体发展壮大至今，如今在意大利的青田华人已经达到10万人。当初有些华人怕自己的意大利老婆不满，所以留下来的最年长者是杨宝南，他在意大利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103岁。娶了意大利老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也没有回过家乡青田堂安乡。
这段历史，在中国任何一本有关华侨历史的研究资料中，都从未出现过。当我和高龙丹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我脑海中浮现的词是“太忌讳，无法忘记”。毕竟，这些华侨是在非常时期做出的非常选择。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被迫改变信仰，有的只能暂时放弃国内的亲人，和当地姑娘结婚，却不告诉她们已经结婚。他们内心的纠结或许更多。人的本能决定了人们更喜欢选择性记忆，于是选择忘记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不再愿意和别人提起。于是，这段记忆一时间被集体遗忘。
这是陈焕彪等7位意大利青田华侨写给格拉萨索集中营里的振林、松林、世龙的信。振林就是青田华侨胡金林。
意大利政府的战后赔款
在研究侨史过程中，我们也与国内外许多高校的侨史研究单位进行了合作。通过浙江大学、温州大学赴台访问、交流学者，发现并找到了大量留在台湾的意大利二战赔款档案。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二战前侨胞在青田经营的生意。如孙耀光的《抗战时期义乌华侨损失情况调查》显示，战争中被毁的东西有：布料、布胶、线头等。胡锦林损失的东西有：领带、男装、皮鞋、西装、皮箱等。根据孙耀光的损失登记表，他的损失为126816里拉，相当于1268美元。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意大利政府获得了18万里拉的二战赔款。如果按照他损失表的比例来算，相当于1800美元，这在1946-1947年是一笔巨款，幸存的青田华侨大多得到了这笔赔偿。
据《青田华侨史》记载，二战结束后，按照赔款协议，在华侨华人可得到60亿里拉，每户30万里拉（约合5000至6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政府赔偿每个遇难者15万至30万里拉，由青田县政府转交给家属。留下的青田人则用这笔赔偿金重新创业。战后，意大利青田人约80%回到故土，留下的有20人。青田人大多集中在米兰和博洛尼亚，少数散居在其他地区。青田华侨之所以300年来从未停止出国，是因为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总有一批人期盼未来、取得成功。
抗战胜利后，青田华侨把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前途上，收拾行囊回国。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的不到四分之一。战后留在意大利的56人中，有42人组成了跨国家庭，占75%。数万归侨怎么也想不到，回国后等待他们的不是盛大的庆功宴，而是又一场灾难。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匪帮横行，盗贼横行。1947年冬，浮山归侨张肃回国。船刚到上海码头，一群打手以帮忙拿货为名，将他骗走。张肃在欧洲当过杂技演员，游历过20多个国家，是个见过世面、还有些武功的人。但无力挽救局面，他赤身裸体回到家乡，又回到了贫困潦倒的状态。万福归侨刘迪兰（木匠），1936年到新加坡，1943年回国，途经香港时，他的财产被日本人抢走，他回国重操旧业。青田归侨的另一场灾难是，他们中很多人在回国前，害怕丢掉性命，为了安全起见，就把钱存放在国内银行或私人钱庄里。这些钱庄往往以家乡情为纽带，吸收同乡、亲属存款，发了大财后，趁乱宣布破产，楼宇空置，使许多华侨的血汗钱打了水漂，钱财化为乌有，更糟糕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很多归侨把带回的外币兑换成本国货币，准备回国置业或贴补家用。然而，钱还没来得及转走，就成了废纸。他们宝贵的青春在异国他乡度过，等回国时已是年老色衰，无力成家，孤苦伶仃。
青田华侨在仙林农场
被遣送回国的意大利华侨大部分回到青田开始新的生活，一部分失去了全部财产的华侨，连同从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遣送回国的部分青田华侨家属，共计42户，被民国政府安置到杭州市郊区余杭县闲林镇，并组建了民国时期浙江省唯一的归侨农场——闲林镇归侨合作农场。
2017年9月，周峰前往意大利米兰，与高龙先生就这段历史继续进行深入交流。
2015年10月20日，我们顺着华侨史的线索，到闲林农场采访。闲林农场现在叫闲林街道沈家店社区，距离杭州市中心不到20公里，这里的居民大多还讲青田话，保留着青田人的风俗习惯。在老余杭青田同乡会会长何耀金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部分归侨子弟，同时，我们还到省档案馆查阅了民国档案，书中详细记录了闲林农场的成立、审批、选举、土地分配、衣物发放、养殖等全过程。1947年，杭州余杭闲林农场有了美国基督教会捐赠的美国拖拉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房屋、商店、学校、医院，并配备了17门火炮。
1949年后，农场解散，青田华侨有42户参加土地分配、合作社、办事处公社。1956年，仙林华侨农场，福山华侨徐黎明、意大利籍妻子及子女4人等12人，新归国人员周德兴、意大利籍妻子及子女6人，原四都归国人员陈成和、小岭归国人员徐竹川等申请出国，获准后又回到欧洲各国。
仙林农场青田华侨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42户华侨已培养出大专以上学历的后代66人，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周旺森、日本留学归来的企业家杨焕春，还有多位高级工程师、医生等。
1980年以后，出国潮又兴起，除了出村读书的年轻人，仙林其余年轻人几乎同时选择出国，90年代达到顶峰，出国信息、渠道与青田同步，仙林华侨后裔先后定居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荷兰、瑞典、厄瓜多尔等国，会长何耀金就是1980年出国的法属圭亚那华侨。
历史上青田华侨数量有过两次高峰，一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3万多青田华侨散居欧洲各地。第二次高峰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1949年青田华侨数量骤减为不足5000人，这一时期青田华侨在意大利的历史是人们所知最少的，对这一时期华侨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温那个动荡年代的青田，重温华侨历史的记忆。
作者：周锋 青田县侨联干部、温州大学华侨学院兼职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青田志》2022年8月号（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