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医秋季感冒有多少种
关于作者
艾宁，原名梁爱宁，女，汉族，1958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母亲是中医师，父亲在齐齐哈尔大学任教。她7岁上小学，12岁随父亲下乡，17岁在工厂当学徒，当过铣工；21岁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25岁毕业当中学教师，后做成人教育教师，在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任教；32岁调入妇联，从事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调入某公司当厂长（26岁起做过10年兼职律师）；37岁考入检察院当检察官； 46岁，女儿考入中医药大学；47岁，他在网络论坛上撰写散文；49岁，他在母亲从医的历程中，写了一本关于我和女儿学医经历的网络纪实文章《问中医问秋寒要多少年才来》。
《问中医秋寒来几回》从回忆妈妈治病开始，一路走来，包含着中医的神奇，中医的原理，中西医的差异，人生的智慧，豁达的胸怀，现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有很多被忽略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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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医有理论，
所以他吃药的时候是医生，不吃药的时候也是医生。
中国人懂得偏方能治大病，小功夫就能收到大效果。他们知道不能以貌取人，有比别人优秀得多的人，有潜龙卧虎，总有可以战胜别的东西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会靠一个中医从他家门口掏出几味药来治病。我告诉女儿，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聪明人。在侦破犯罪中，聪明人的工作效果并不好。罪犯狡猾如脚，侦查人员必须更加谨慎。那些看上去很蠢，用蠢方法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下功夫的侦查人员，才是破案率最高的。我相信，如果中医回归传统轨道，脚踏实地地做具体工作，在医疗工作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中医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考察西方医学提供了立足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也是如此，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理解为弘扬中国文化的精髓呢？医生研究病毒，难道是为了传播病毒吗？如果我说我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要用中国石头去攻西方科学的玉石，可以吗？我打磨一颗中国钻石，想接点西方瓷器活，可以吗？捍卫科学是可以的，但不是消灭对手的防守方式，如果用西方医学的纯粹思维模式去捍卫科学，中医理论就会被视为与科学理论尖锐对立的敌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多获得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多一个思考问题的大脑。作为东方思维的代表，中医难道就没有什么是现代科学需要学习的吗？
以科学的名义去消灭中医，是把科学置于不仁慈、不公正的地位，不是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所为。批评的逻辑把人分为是与非、智与愚、善与恶、高贵与卑微，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补充理论，而是为了排斥别人，进行价值判断。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学术之争中充满着讽刺、嘲讽、侮辱和谩骂。一开始我以为是修养的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逻辑上的问题，这种逻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种理论正确，怎么能反人类呢？
废中医留药观点的偏颇，从治国理政上就可以看出来。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问题，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过度用药，治标不治本，形成了药物迷信和药物依赖，这是药物治疗的结果。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总相信世界上有灵丹妙药，只要找到这个药，就能治好中国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自己找到了灵丹妙药，能包治百病，结果却把百病全都用了。如果有人说，别吃药了，休息一下，恢复阳气，只吃点健脾胃的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医生，不科学？如果我们只吃药，那么药外无药，治外无药，我们就会陷在药和治中不能自拔。
正是因为中医有用药为医，不用药也可为医的理论，古人把医生比作宰相，是有原因的。
西方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最近的位置当成原因，把下一个位置当成结果。如果用这种思维去下围棋，围棋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游戏。当我的朋友、亲戚头痛发烧的时候，我总是劝他们不要着急采取行动，先“观察三天”，而不是采取治疗措施。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往往不给事物的发展变化留有余地，不给事物本身的规律留有余地，总是一有机会就去干预，而很多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干预而产生的。
一个熟人说他最近动过手术，身体不好，他描述了手术过程后，我没说什么。他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但公司举行竞争性招聘时，他得不到过半的民意信任票。想到这个结果，我有点接受不了现实，突然感觉胃痉挛，不能吃饭，甚至不能喝水，去医院检查，诊断是贲门狭窄，做了手术，但之后身体一直不舒服，心里暗自担心。他骂医生不诚实，其实只是在胸口开了个小口子，骗他说手术后就没事了，为什么真的要给他做大手术？
中医的合理性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可以说，人为的合理，就是合理；人为的不合理，就是不合理。这取决于人类发展的方向。承认中医，违背自然，别说消灭中医，连地球都会毁灭。所以，人们要取缔中医，不是中医的悲哀，而是人类自身的悲哀。
当有一天科学基本废除了人体，中医就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了。我女儿有时摸脉会感到迷茫，师父见她一脸不解，便接过话头，问病人：“你做过手术吗？”“你出过车祸吗？”师父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会改变人的气血运行方式，使脉诊变得非常困难。如此频繁地使用手术，最终会使气血运行理论在人体中失效。当人体被切除的器官太多，移植的器官太多，体内放置了太多塑料和金属，中医还怎么诊断和调理气血？中医不是已经死了吗？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理解是从西方来的。中国人讲“根”，就是历史、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没有枝叶的，要得到当代人的阳光雨露，才有枝叶。枝叶繁茂的时候，我们只觉得是属于当代的，而不是属于根的。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枯萎了，我们才会觉得是属于当代的，而不是属于根的。体会到什么叫归根结底。
西方不把阴阳内在的动力分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方面转化为“水”和“火”两行。没有“木”来“通”，“水”和“火”只能互相制约，没有生起，只有斗争而无和解，只有否定之否定而无肯定之肯定。如果只讲二行而不讲五行，水火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但没有木的生起和辅助，没有金的和合，没有五行的“永动机”，就没有“水火相生”。加三行变成五行，理论就更加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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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烧被视为火时，
不同的药物对付火的方法不同
我觉得人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什么无非是自己的天性使然。很多数学家不是解不出来问题，而是想找到一个自己认为很美的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是已经存在于他心中的。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而是在挖掘已经存在的东西。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寻求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仅要寻求它必须正确，还要它必须令人赏心悦目，否则“即便合情合理，也难令人接受”。
在传统中医理论上，并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和目的是完全相反的。
例如，用现代方法编写的中医药教材，在讲到药性时，都把退热药归为一类。退热药有石膏、地龙等多种，但它们的共同药性只有一个——退热。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现代教材无法从逻辑上加以区分，学生也无从理解。因此，用这样的教材来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用中药的目的。
女儿问，这样编的课本，学生怎么记住呢？她通过对照古医书来学习课本，她说，只有记住课本和古书的区别，才能记住现代课本的内容。我问，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女儿说，古书讲的很形象。
比如，按照中医的说法，每种退热药都有各自的功效，差异性巨大。当把退热看作是火的时候，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法也不同，有的像浇水，有的像除去燃料，有的像止沸，有的像吹灭。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药。如果柴火太多，火势很大，你吹灭了不是更猛烈吗？如果是草丛里起的野火，你怎么把柴火都灭了呢？所以，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达方式。
如果讨论象棋，我们可以讨论战车的作用、马的特点、大炮的功能，逻辑是可以用的。如果讨论围棋，怎么能讨论单个棋子呢？怎么能讨论所有的棋子呢？只有在围棋中，棋子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才有其真正的含义。所以，象棋和围棋所用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从来不说中医“博大精深”、“博大精深”、“神奇神奇”，就像中国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想要受人尊敬，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比如城堡、臣民、……如果我在灰姑娘提着篮子买菜的时候夸她高贵、美丽、优雅，怎么能不被人嘲笑呢？
人们嘲讽中医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原始人治病的经验，用一些动物如大猩猩能自己找草药吃的例子，来说明中医的原始性和经验性。我觉得这种嘲讽反映出了人们的傲慢。为什么《动物世界》这么受欢迎？不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动物确实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神奇之处吗？我们的很多科技进步还没有超出仿生学的范畴。动物和人类同样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蕴藏着神奇的创造之力，如果中医和动物的本性有任何交集，那是不是对中医的羞辱？找离自己最近的原因是可以的，但否定离自己稍远的因素就不好了。盲人能摘玉米吗？
中医不存在于人与自然之外，它不将自己客体化，不定义对象或自己，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自我解释，当你理解了它，它是你的想法，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自我解释是它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它现代存在的表现。人本身就是医生，人与医生是一体，人与外在自然是一体，人师法自然。人一旦成为对象，中医就失去了根基。阴阳五行学说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它是唯一把人与物统一起来而不是分离的学说。中医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的药，而不是人的药。能够将事物客体化是好的，但客体的前提要有意义，意义是为人而设的。用人的角度解释世界优于用物的角度解释世界。世界因为被人解释而变得有意义。
我曾经问过北京的一位西医专家：为什么看似简单的医学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没有一种医学方法可以包治百病。适合所有人群，总会有“漏网之鱼”，所以必须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西医治疗一种疾病的方法就越来越多。但西医现在的问题是，一开始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法对，要找出哪种方法有效，必须一个一个地去尝试，很可能九种方法都失败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的方法。我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病人不就是实验对象吗？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我问，如果我把所有的方法都试了，都失败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实验的牺牲品？专家笑着说，正是因为有“牺牲”的存在，西医才不断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经给我们带来治本的希望，比如青霉素的杀菌作用，但很快人们就产生了耐药性，治本的希望就破灭了。如今西医也苦于众多方法中不知道哪种方法能治好病的问题。如果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要想办法学习中医的“辨证论治”？对于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我们是不是也要像中医那样“浇水”、“去火”、“止沸”、 “吹气”的药性分类呢？要不然，我一个同事发烧了，吃了二十多种抗生素还是不退烧，现在的方法是做细菌培养，从你身上取一些细菌，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给你做试验，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看它怕哪一种。这个检查有个过程，病人一般要等两三天，没有化验的话，医生就没法判断哪种抗生素有效，它是对症的。
当西医担负起全人类医疗救治的责任时，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我们看到它正在和中医的方法接轨。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对一个人用十种不同的方法一百次，中医的个体化治疗理念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西医将来也要辨证施治吗？抗生素也会用吗？中医用什么样的图像分类？
科学在发展，西医在发展，中医也在发展，发展的前景必然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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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听天由命
这不是消极行为
有一次我陷入了洪水之中，已经游了两个小时，毫无上岸的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自己的体力，准备接受被葬身河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从上游滚来一个巨大的暗红色球体——这是蚂蚁球，是一群互相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让水边的蚂蚁溺水，这个球不停地滚动，由内向外翻滚，顺时针方向翻滚……我惊呆了。蚂蚁的寿命并不长，别说一代蚂蚁，就是十代、百代蚂蚁也未必会遇到大洪水，它们是怎么知道这种自救方法的？如果你从这个群体中抽出一只蚂蚁问它，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可以说它们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也可以是偶然，但它们这种保存种群的方式科学吗？智慧远超蚂蚁，蚂蚁本能地把自己交给命运，其实这是它们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候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当我在洪流中，意识到自己背后有一个大于个体、大于科学的伟大逻辑时，我突然感到了无穷的力量，是这种力量拯救了我。
有人说中医没内容，知识跟西医没法比，这个我承认，女儿每学期带回来的西医课本厚如砖头，中医书确实没有西医书多，学中医不容易，你学什么啊？
西医要求学习者的大脑储存和检索能力要相当于“深蓝”计算机，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足，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卷，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但由于知识的缺乏和检索能力的有限，导致判断失误，造成了医疗事故，在一次医疗鉴定委员会会议上，他被一大群专家质疑、指责，甚至还对他进行了嘲讽和嘲讽。我想那些专家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经验比他丰富，而且他们是一个群体，都是后知后觉，怎么能对基层医生一点了解都没有呢？
在大医院，常常是一大群医生会诊一个病人，更别提无数的仪器和操作人员了。这不正说明了西医的知识不可能一个人全部记住吗？所以，西医的知识是有限的，要求西医集中在大医院，依靠尖端技术。为什么人们会涌向城市，愿意到北京医院就诊？他们能接受到的医疗质量，已经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医改之后，会设立社区诊所，会要求个别西医医生当全科医生。我想知道，社区诊所的医生有什么样的搜索能力？误诊的概率有多大？有多大？这个医疗责任该怎么承担？西医曾经绑住中医手脚的绳索，现在也绑住了自己的手脚。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其他专业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未来医学知识成倍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10年才能看病。未来学制会不会延长到二三十年？会不会出现50岁毕业，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还是干脆造机器人来给病人看病？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很“实”，相比较而言，中医的知识和技术就少很多，知识“虚”得多，现在我们只用“实”，不用“虚”，认为“虚”就是假的，就是作弊。我直到快50岁才明白“虚”的作用。年轻的时候，我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多地获取知识。到了老了，我刻意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但我尽量不用法，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我有意让自己的心“空”，这样我所面对的东西才不会被我的知识和我所掌握的技术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心。古人把“空”比喻为一潭冷水，云朵和大雁飞过，投下阴影。这是比喻人事来了心就现，人事去了心就空了。
我妈妈的三爷，也就是我的田爷爷，非常讲究“虚”，有一次他给我妈妈讲“虚”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后来我爸爸跟我讲了这件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真材实料，只是骗局，是伎俩，是见招拆招，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当时我完全接受了爸爸的观点。现在我知道了，学习技术和知识并不难，难的是运用知识和技术而不留痕迹。现代人很难把握这个“虚”的道理，我们的内心被填充得太多，以至于我们原本和其他动物一样敏感的敏感性都丧失了，听觉、嗅觉、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一起去找另一个同事。我看见这个同事从远处走来，我很高兴。两个同事笑我近视，把陌生人误认为同事。我走近一看，发现不是他。但我不愿意接受，因为我是近视眼，认人不是看脸，而是看形状。这个人的形状显然是我同事的。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他认不认识他。认识我同事的这个人说：“他是我弟弟。”
两年前，25年没见的叔叔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他，我跟侄子说了叔叔的长相，说就算我有50%的几率认出他，叔叔认出我的几率也是50%，加起来就是100%。可叔叔从我身边走过，我们俩都没认出对方。可叔叔一出站，就碰到了跟在他后面来的女儿。我很惊讶，女儿长得像她姑姑，我长得像奶奶，女儿和叔叔怎么就认出来了呢？叔叔一看到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吗？”女儿回答：“接你的人在站台呢。”然后她就打电话过来，说：“你叔叔让我来接你。”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不让知识埋没人，如何把握人在知识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如何让知识真正为人所用而不是被当作批评、指责别人的武器?我想，这是西方医学面临的一个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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