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是初次从事送餐工作的，她身穿黄蓝相间的服装，与众多同行比起来格外显眼，与众不同。在此之前，她长期在餐饮领域工作，积累了十余年的经验，曾经长期在一家酒店担任服务人员。
黄晓琴今年已经39岁了，为了偿还债务，她在送餐行业辛勤工作了五年，职位已经提升到区域负责人，负责带领一个近七十人的送餐队伍。她清楚地记得，刚成为送餐员的那天，她获得了173元的收入，用这笔钱给儿子购买了一整桶奶粉。
杭州余杭区某地段邻近互联网产业核心区——未来科技城。当地骑手们对女性从业者数量有个大致印象，估算下来，每二十名骑手中就有一名是女性。
虽然比例依然不大，不过外卖配送员们普遍反映，业内女性从业者持续增加。统计表明，2022至2024这三个年份里，美团平台女性骑手数量两年间激增近三分之一，目前已突破七十万之数。
中年女性，结了婚，有了孩子，没有稳定职业，家里责任大，还欠着钱，她们是外卖送餐员，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她们。
外卖市场竞争激烈，配送员领域近些年备受瞩目，不过鲜有人留意到，女性从业者正在迅速增加。
由于那些沉重的身份认定，公众对于从事外卖配送或者所谓“三项全能”（送外卖、开网约车、送快递）这类高强度体力工作的女性，总是抱有怜悯、鼓舞等强烈情绪反应。然而，抛开那些美化色彩，有必要探究的是：是女性主动选择了送外卖，还是平台经济将她们推向了这一岗位？
女骑手，2年激增36%
根据美团研究院的统计，2022年女性骑手人数为51.7万人，到202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1万人，期间两年间实现了35.6万人的增长。
那个时期，美团外卖配送人员数量由2022年的624万增加到了745万，其中女性配送员的增长幅度甚至比整个外卖配送队伍的增幅还要大。
号称中年男女终极挑战的“三项全能”，吸引了大批女性参与，她们的身影日益增多，滴滴公司的信息表明，2024年国内女性驾驶者人数已突破一百万，而2023年时这一数字仅为六十万，平台上的女性司机数量在2023年实现了七成五的年度增长
T3出行所公布的《2025年度女性司机就业状况调研报告》表明，到2024年2月为止，T3平台女性司机的总数已经突破7万，在10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14%的增幅，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在这部分司机中，大约六成的女性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8个小时。
比如，菜鸟披露过一份信息，2021年，女性快递从业者人数较上一年增长超过两成，其占快递行业总人数的比重也超过了两成。
哪些女性在提外卖箱？少许资料描绘了她们的轮廓。社科院的孙萍学者长期关注外卖送餐员和平台工作，她的调查发现，参与访谈的女送餐员多数已婚，其中绝大部分已经生育，许多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孩子。她们的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和高中之间；平均年龄在三十七岁左右，这个数值明显大于男性同行。
通过实地探访，我们发现了这些女性外卖员选择驾驶送餐电瓶车的内在动因。
“过渡”和“挤出”
成为外卖员，主要动机有两个，分别是寻求转换和空间不足。
孙萍将外卖配送员称作一种“转换性职业”，这类工作一般被当作创业受挫或职业发展停滞时期的暂时性岗位。
美团2023年针对骑手的调研结果揭示，三成一分之六的骑手系因失去原有工作才从事外卖配送，两成三又五分之五的骑手则曾经尝试过自主创业。
女性外卖员正在送餐
黄晓琴这位女性骑手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她的团队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骑手，家中都承受着债务负担。
关于外卖以及整个平台零工行业的负债状况，孙萍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在其2021年的研究中，从事外卖行业的骑手里，有高达62.94%的人背负着债务。在这些负债者中，将近一半的人是因为购置房产或汽车而欠下债务，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则是由于创业失败而陷入负债。
创业失败的也包括黄晓琴本人。
二零一三年，黄晓琴同她配偶抵达杭州，在购置房产与开创事业之间，决定从事后者，将微薄的存款同借款结合，与配偶共同接管了一家打印复印企业，初始投入高达五十余万。
创业过程困难重重，文印店自从开业之后持续多年亏损，电子标书逐渐流行，传统纸质标书逐渐式微，市场需要锐减，店铺刚开不久，门外便开始修建地铁站，长期被道路施工阻隔，后来又遇上疫情，线下业务遭受重大打击。
这家店铺是2014年开张的，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才最终转让出去，当初购置的十几万元设备，最后被当作废料处理，只卖得2000元。期间产生的费用则成为她现在仍在努力偿还的债务：每年的房租高达十几万，就算店铺不营业，每天也会固定支出300多元。
二零一八年，黄晓琴增添了一个新成员，家里开销随之增大。
二零二零年，三十四岁的黄晓琴购置了一台旧式电动代步车，由此踏上了送餐生涯。在此后的五年间，她依靠送餐所得，持续补贴文印店的经营赤字，并且承担起养育子女的全部开销。
黄晓琴注意到骑手群体中，不少人曾有过创业经历但以失败告终，同时也有部分人在2021年前后因贷款压力购置房产和车辆，如今面临偿还困难，因此选择从事外卖工作以维持家庭开支。
另有因素在于，众多女性离开了零售、餐饮这类传统服务领域，无奈转而进入基于数字平台的新兴劳动密集型产业。
调查结果指出，女性从业者进入该平台前，主要在服务行业（占比50.8%）、生产制造领域（占比19.8%）以及农业和畜牧业（占比9.2%）就业。调查还发现，有45.5%的骑手此前为小型企业或个人工作过，从事过保洁、接待、家庭服务等工作。
近些年，服务业领域，特别是零售和餐饮行业，因为消费习惯转变和科技发展的影响，工作机会数量大幅减少，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转向了数字化，这使得更适应网络技术的年轻人更受青睐，而年纪偏大且技能结构相对陈旧的中年女性群体，则因此被逐渐边缘化。
这种情形在小型车辆载客的女士骑手中也相当普遍。女骑手小雅专门从事外卖配送已经一整年，她留着马尾巴发型，面部被日晒变得非常黑。小雅之前在一家大型餐饮企业任职，由于经营状况下滑，经营者开始变相加重员工负担、降低薪资待遇，她才离开餐饮领域转而从事外卖工作。
比如新入行送餐的阿强，之前在饮食领域工作了十余年，之前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在旅店担任服务人员。阿强认为，就算送餐这份职业无法长久从事，她也不会重返酒店继续做服务人员，那个行业压力重、前景不佳。目前她工作日送餐，周末从事家政服务，拥有更自由充裕的时间来接送孩子、照料老人。
女性原本从事零售服务这类工作的领域受到波及，再加上负债问题加剧，她们不得不出来谋生，然而在学识、经历、年纪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因此只能加入以往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临时工作岗位行列。
但是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自主挑选的部分。传统服务业基层岗位的薪资上限不高、工作时间固定，这也使得女性工作者倾向于选择进入进入条件要求不高、时间安排自由、个人能够主导的就业途径。
女性快递员
市场的选择
平台发展历程表明，女性参与“铁人三项”，也是市场导向所致：这反映出平台对劳动力的要求正从数量转向品质。
自2017年开始，部分送餐服务应用推出了名为“微笑行动”的项目，规定配送员需随机提交面部笑容的照片，若未能达标将面临服务应用方面的惩戒，极端状况下会被终止使用账号。
这一行为一直引发诸多讨论，同时也是外卖配送人员这类新兴服务行业追求更优质、更精细发展的迫切愿望。
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考察女性航空服务人员的微笑服务时，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一术语，这种投入是当时迅速发展的美国现代服务业的突出表现，如今已经成为服务行业的指导原则。
平台从业者经历了无序扩张的阶段，配送人员变得充裕，那些在家庭中扮演母亲角色的中年女性，凭借在交流、理解等情感方面的长处，在男性比例过高的领域显得尤为难得。
黄晓琴如今担任平台的新人指导，每天都会接到众多骑手的来电，其中多数是新手咨询一些细小事项。
她在团队中感觉自己如同一个“母亲”。举例来说，当骑手打电话告知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无法完成配送任务时，黄晓琴回应道：“故障具体在哪里？你先尝试用绳索进行固定，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就暂时停工，本次班次完成一单即可。”她还反复叮嘱对方“务必小心行事”。
黄晓琴表示，男队长通常不关注这些情况，而是直接指示“你先把任务完成再去处理车辆问题”，原因是如果下属骑手的出勤率不达标，队长自己也会被扣发薪水。
美团的有关人士以前提到过，现在平台上的女性配送员所占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六，但全国各个站点负责管理的工作岗位里，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像站长、副站长、站长助理这类职位都有女性担任。配送员的工作不只是需要体力，更要求有交流技巧、情绪调控能力和路线安排本事，女性在感知情绪和包容性方面的长处是这份职业的加分条件。
女骑手参加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
T3运营状况的通报表明，女性驾驶员获得五星评价的频次超过男性驾驶员，乘客们普遍称赞她们的服务意识强，驾驶技术娴熟，表现出极大的细心，车辆内部环境干净，且情绪控制得当，这些是顾客反馈中位列前茅的几点。
从那个层面来说，新兴的劳务供给渠道持续扩充期间，女性参与三项竞技活动，也是从业者、市场环境与劳务平台三者互动选择所致。
结语
中年女性是国内失业率偏高的群体之一。依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35至50岁的女性里，有29.4%的人就业状况不明，这个比例在所有职业分类中是最高的。她们大多属于非自愿失业，或者主动决定专心家务。
这些女性常常在家庭、市场、社会服务以及养育子女的多重角色中疲于奔命。受制于传统行业的排挤，数字平台为她们带来了复杂的应对方式，虽然这些平台并未能彻底改善她们艰难的处境，却至少在家庭责任和经济活动之间开辟了专门的缓冲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社会工作长期无法填补的空白。
从长远角度观察，女性参与“铁人三项”的现象，实际上是数字经济时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调整，社会角色分配在家庭与工作、工作环境这两个领域开始发生变化。
黄晓琴们骑着电动车，在楼宇之间往来穿行，她们是转型时期女性劳动者命运的写照，同时，平台劳动生态的逐渐丰富和多样化，也从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