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北京突降倾盆大雨，五月天乐队及现场观众一同沉浸在雨幕之中，共同迎来了他们的首场演唱会。主唱阿信幽默地将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谊称作“孽缘”。
正如阿信所言，购票过程颇为艰辛，出行途中亦感疲惫。特别是开场之际，还得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你们觉得这样的经历会不觉得疲惫吗？那场大雨不仅打湿了你们的身体，也触及了我的内心。
对于“五迷”白鹦而言，这份辛劳显得微乎其微，因为演唱会带来的喜悦远胜过连绵的大雨。“在距离演唱会还有一两个月的时候，北京早已变成了‘五月天痛城’。”白鹦如此说道。
她路过朝阳公园，那里摆放着代表五月天的“五球”。途经亮马河，那里设有五迷老师专属的航线和歌词桥。在西单商场快闪活动期间，每家店铺门前都挂出了“热烈欢迎wmls（五迷老师）光临”的标牌。即便是在街头巷尾、地铁车厢里，也能看到许多男女老少肩挂毛绒胡萝卜，那是五月天的一个衍生品，也是五迷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标志。
用白鹦的话来说，她感受到了“陌生人带来的超高浓度快乐”。
朝阳公园的“五球”
孙永嘉近期心情颇佳。这主要是因为他作为黄牛，成功地将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销售一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今年所有的票都能如此顺利地售出。
高价囤积的门票被滞留在手中的频率相较去年显著增加，而“周王陶林”这一组合也不再是那种无往不利的传说。与此同时，许多艺人要么是他们并不熟悉，要么是他们认为已经不再受欢迎的，却正逐渐成为市场上备受追捧的新星。
市场正在变复杂，因为买票的人群正在变复杂。
众多老年人、未成年群体、大型企业员工以及年轻的母亲们，这些并不常见的演唱会观众群体纷纷涌现。演唱会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它也成为了看台上那些满头白发的长者们的娱乐选择，或是场馆外那些耐心等待初中生女儿结束演出的父母们的休闲时光。
Tony作为连续11年的演唱会观众，见证了这一娱乐活动从原本的少数人兴趣逐渐演变成广受欢迎的社会潮流。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已经把所有心仪明星的演唱会都观赏完毕。2023年，随着解封的来临，我本以为演唱会市场即将走向终结，毕竟那时鲜少有人举办演唱会。Tony如此说道。
怀着“错过一次便少一次”的想法，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杭州观看了刘若英的演唱会。没想到的是，刘若英的巡回演出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而黄牛票的价格也迅速攀升，以至于他连买票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时，Tony才恍然大悟，原来演唱会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同一时间段，票务巨头大麦迎来了其巅峰时期——在2023至2025财年，其收入依次达到了2.28亿、14.8亿、20.57亿元人民币——短短三年间实现了十倍的增长。大麦不仅成为了盈利极高的业务板块，同时也成为了观众既喜爱又感到矛盾的平台。
由于门票抢手，演唱会现场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环节，那就是当歌手说出“衷心感谢大麦网”时，整个场馆的观众便会齐声高喊“关门大吉！关门大吉！”
用若干纸币换取入场券，与众多素未谋面的人同声尖叫、放声歌唱、热烈鼓掌、开怀大笑，共同度过那段如梦似幻的时光。随后，跨出那扇门，承受不同程度的“戒断”症状，重新回归到父亲、母亲、职员或学生的角色之中。
除了演唱会之外，在当今的众多娱乐方式中，又有哪一种能让你如此全然沉醉，以至于彻底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1922年，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了一部名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部作品描绘了一位平日里恪守规矩的贵族女性，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激情驱使下，于短短24小时内，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所有的教养与束缚，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自我。
演唱会的三个小时，也带给了许多人同样的体验。
你要非常努力，才能放松三个小时
谭霍，这位来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自从迷上了明星檀健次，便在微信朋友圈中频繁分享与偶像相关的信息。这让她的众多朋友误以为她已离职，转而投身于艺人工作室的行列。
我解释说，这全是因为个人喜好，众人听闻后都感到十分惊讶。难道在此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我对娱乐圈并无任何兴趣吗？谭霍如此反问。
她的生活确实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接受采访时，谭霍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向人们展示她在檀健次微博超话中连续签到已达653天的辉煌成就。这部手机是她为了能够亲眼目睹檀健次演唱会而特意花费了一万多元购置的“三星演唱会神器”，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演唱会现场能够清晰捕捉到偶像的精彩瞬间。
这样的手机价格是否偏高？实际上，它的费用与观看一场演唱会的大致开销相仿。其中最昂贵的一次，她为了买到黄牛票，竟然付出了两万元。
谭霍手持一份清单，详细记录了她与黄牛之间的每一次交易。清单上显示，在演唱会门票开售之际，她需筹集至少2至3万元人民币，用以雇佣数位代拍，并让他们展开一场“赛马”竞争，以此提升自己抢购门票的成功率。黄牛的级别各异，每笔交易的金额大致介于3000至5000元人民币。
檀健次的首场演唱会，无人能代为抢得门票，她不得不以9800元的高价购得入场券。
她之所以列出这份清单，是因为她之前联系了众多卖家并支付了众多款项，担心自己会忘记那些未能成功购得门票的款项如何退款。同时，她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交易并不受法律保障，存在着被诈骗分子骗取钱财后逃之夭夭的潜在风险。
谭霍表示，他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是在深思熟虑后，确信自己有能力面对最糟糕的结局。他坦言，若面临两三万元全部损失的情况，他尚能承受，然而，一旦无法参加演唱会，那将是他无法承受的损失。
谭霍在檀健次南京演唱会收集的物料
今日，对于我国的大多数民众而言，观赏演唱会仍旧被视为一种相对“昂贵”的休闲方式。
2024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万元。在这一收入中，人均消费支出为2.8万元。在这些消费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据了11.3%的比例，具体金额为3189元。而“周王陶林”在内地的演唱会，最便宜的座位公开售价一般维持在400元左右。
然而，若想不花一分钱就能购得热门歌手的门票，这难度简直比从刮刮卡中赢得奖金还要大。正因如此，许多人不得不求助于黄牛。
经历完整流程之后，你便会明了，整个过程就像西天取经那般充满挑战。对消费能力的初步筛选仅是起点，真正考验的是你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息搜集能力——因为黄牛群体中不仅有投机者和骗子，还存在着大哥和小弟。你所接触到的黄牛是哪种角色，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你支付的价格是高昂还是低廉。
“黄牛能赚多少，取决于他在供应链中排第几位。”孙永嘉说。
孙永嘉以实例阐述，一张标价2000元的门票，一级黄牛按原价购得后，随即加价2000元，转手以4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二级黄牛；二级黄牛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0元，以4500元的价格转卖给三级黄牛；三级黄牛再追加200元，最终以4700元的价格将门票卖给四级黄牛。
牛越靠后，拿货价就越高，加价空间就越小，利润率就越低。
因此，当观众们遇到报价极高的黄牛时，不妨反思自己挑选的黄牛是否等级偏低。当然，若对方报价过低，也可能并非真正的行家，而是骗子。在这个场合，人脉资源的价值以现金形式直观地展现出来。
孙永嘉的客户中，有一半是通过抖音和小红书平台吸引而来的。他经常进行抖音直播，目的在于“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我并非骗子”。此外，另一半客户则主要来源于他的私域客户群体以及良好的口碑传播。
孙永嘉表示，高净值客户会为我带来更多类似的高净值客户。那些驾驶玛莎拉蒂的客户，是不会向我推荐那些驾驶奥拓的客户。
谭霍并非开玛莎拉蒂的顾客。在那场演唱会持续的三小时内，她将这视为对自己在大厂辛勤付出的回报，以及购票时拼尽全力所获得的补偿。对她来说，这份喜悦使得所有努力变得无比值得。
演唱会的三个小时转瞬即逝。谭霍直到结束之际，才察觉到自己的笑容已经让面部肌肉感到酸痛。不仅如此，那份难以言喻的喜悦并未随着离开场馆而即刻消散，即便回到家，她仍会反复观看演出视频。
观看视频时，她感觉自己仿佛失去了记忆，尽管在那三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分心看手机，也没有走神，尽力去记下每一个镜头，然而当她离开那座神圣之地后，仍有大量记忆迅速消散。谭霍渴望将那份快乐牢牢抓住，反复品味，以便在下次重返那里时能够再次感受。
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女，为自己而活的三个小时
谭霍在台下总是笑，她只哭过一次。
在那个时刻，檀健次将话筒递给了台下的70岁老奶奶，她激动地说：“檀健次，我会永远爱你，永远支持你！”
她提及了“爱”这一词汇，令谭霍深感震动。“我自认为连在众人面前表达爱意都缺乏勇气。那位年逾古稀的老奶奶曾是位退休职工，她那辈人所接受的教诲与我们这一代截然不同。我对她那份炽热的情感、那份坦荡的举止和毫无保留的真诚深感敬佩。”谭霍如此说道。
她的岁数仿佛与谭霍的外祖母相仿。当这位长者道出了她的内心所想，谭霍不禁泪流满面。
檀健次超话中的“奶奶粉”
在这高难度的抢票过程中，一位长者与众多年轻人同席而坐，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不言而喻。然而，还有许多老年人未能跨越这道难关，被拒之门外。
今年，妮可陪同双亲观看了凤凰传奇的现场演唱会。她的母亲对凤凰传奇情有独钟，自他们从《星光大道》崭露头角便成为了忠实的粉丝。这次，是她头一回亲自到场欣赏他们的现场表演。
演唱会当天，我注意到他们二人始终在关注。现场年轻人众多，他们频繁起身，他们二人也随势站立，然而体力有限，站立不久便坐下休息。他们始终挥舞着荧光棒，随歌而唱，热衷于录制视频，并将之分享给亲朋好友，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也一一更新。妮可如是说。
妮可母亲的朋友圈
妮可与母亲一同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母亲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我母亲对凤凰传奇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她总是向我讲述他们从普通工人到成为歌手的传奇历程。”那天，妮可了解到了许多她之前未曾知晓的往事，不仅有关于歌星的故事，还有她母亲的故事。
那天演唱会结束后，妈妈向妮可透露，她年轻时在本地歌唱界颇负盛名，几乎就要被文艺团体吸纳。然而，由于妮可的外祖父观念保守，认为演艺、歌唱并非正当职业，因此果断地为她关闭了这条道路。
妮可的母亲曾感慨万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回想起妮可年幼时，家中CD机里经常回荡着杨钰莹、韩宝仪的歌曲，母亲一边哼唱，一边辛勤地拖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那时的母亲，年轻得如同现在的妮可。
妮可感受到了母亲的表现带来的强烈震撼，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应该多带他们外出见识。演唱会落幕后的数日里，妈妈反复提及：“我仿佛年轻了十岁！今后许多年，每当我回想起那三个小时，心中都充满了喜悦。”
一凡同样陪同长辈参加了演唱会。在今年的活动中，她成功为父亲争取到了刀郎演唱会价值680元的看台票。
一凡表示，他并非不愿意为父亲购买价格较高的内场票，比如1680元或1380元，而是深知，若他选择了过于昂贵的门票，父亲可能会承受不小的心理负担。“我打算给他买一张680元的票，这样他就能开心地去欣赏演出，不会有任何烦恼。而如果我给他买1680元的票，虽然我自己会感到高兴，但这未必是给他最好的选择。”
一凡的父亲在演唱会场馆外结束观看演出后，自豪地向她展示了自拍的跟唱视频。他提到，在场馆外围观的人群中，他发现不少与他同龄的刀郎粉丝，甚至还没进入场馆就开始在外头齐声高唱——这正体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独特风采。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促使父母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应被视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理应去探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非仅仅迎合他人的期待而墨守成规。一凡表示，她不打算结婚生子，她带父亲去观看他钟爱的歌手的演出，正是希望父母能够理解她对于追求自由生活方式的执着。
在演唱会现场，谭霍目睹了许多满头白发的粉丝，同时，她也遇到了不少年龄远低于自己的同好者。
有一次我在场地外负责领取物品，一对笑容可掬的夫妇注视着我们，于是我们开始交谈。谭霍补充道，他们夫妇二人来自南京，原本打算陪同女儿一同观看演唱会，然而只成功抢到了一张票，便将女儿送入场馆，而他们则在外边等候，直到女儿演唱会结束后一同离开。
谭霍在小红书上频繁看到十几岁的同龄人分享观看演唱会的心得体会，这让她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回想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不过是攒够了零花钱去品尝香酥鸡，而她们竟然已经能够去现场观看演唱会了。”谭霍这样说道。
无论年纪大小，无论是年长者还是青少年，若缺乏家庭的资助，他们很难承担演唱会相关的开销。在众多人的经历里，家庭成员往往能够共同面对艰难困苦，并肩奋斗，但并不一定愿意为其中一人的娱乐活动提供支持。然而，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和解与合作，正是在演唱会现场下方悄然上演。
春江之水渐暖，鸭子们率先感知了这一变化；与此同时，“非典型演唱会观众”的动向，也已为黄牛们所察觉。
去年，在众多歌手中，孙永嘉收入颇丰的并非“周王陶林”组合成员，亦非那些备受追捧的流量小生，而是当红歌手刘德华。
刘德华这位资深实力派艺人的演出门票，孙永嘉在购买时并未支付过高的溢价。该门票的原价超过2000元，他却以超过5000元的价格购得，转手时又以6000至7000元的价格卖出。这样的投资成本低，利润丰厚，回本速度也相当快。
孙永嘉通过投资刘德华而领略到了市场趋势的微妙转变。“售票，实为一种有效的观众筛选手段。”他如此评论，并表示那些热衷于观看刘德华演出的人，通常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且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
他回想起，一位年逾六旬的女顾客曾特地前来，坚决要求购买刘德华演唱会前排正中央的座位，她对于额外费用毫不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讨厌有人挡在我前面。”
艾媒咨询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多数民众在观看演唱会时的花费控制在1001至3000元之间。然而，对于36至45岁的观众群体——即80后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将预算提升至3001至5000元，以享受一场演唱会。
80后群体的支付意愿比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还在于他们作为新中国首代独生子女的身份，以及他们对流行文化的熟知和对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视。
麦克一响，黄金万两，三个小时的“4倍钞票复印机”
去年，白鹦观看了15场演唱会，其中五月天的表演占据了10场，而林俊杰的演唱会则有5场。
她历经诸多城市，追逐歌星的脚步，却发现自己最钟情的演出并非在北上广深或香港，而是那个充满魅力的二线城市——太原。
在她眼中，太原之地的诸多亮点不容忽视：演唱会期间可观赏烟花与无人机表演；每位观众在座位上都能收到当地特色礼品；铁路部门特地为歌迷增设了“歌迷专列”；演唱会前后三天，持票者可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路线；持票者还能免费游览多个著名景区。
在太原，五月天的演唱会将整座城市化为一个庞大的五月天乐园，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遇见热情的五迷，可供游玩和交谈的乐趣不胜枚举。白鹦如此说道。
从这些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太原市政府对演唱会经济的鼎力支持。不仅如此，西安、海南、深圳、上海等城市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演唱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周传雄太原演唱会现场
地方政府对演唱会经济给予支持，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带来丰厚的票房收益，同时还能促进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增长。
今年618购物节，由歌手周深亲自设计的原创OC形象“周可可旗舰店”在开张当天便取得了千万级的销售额，其主打商品在短短一秒内便告售罄；而在去年的双11购物狂欢中，五月天推出的“魔魔胡胡胡萝卜”毛绒玩具在天猫平台毛绒玩具的畅销榜单上名列第三，仅排在JELLYCAT和迪士尼之后。
在五月天北京演唱会尚未拉开帷幕之际，白鹦为了能够购得心仪的偶像周边产品，甚至在平日里也特意前往STAYREAL位于北京西单的临时店铺，耐心地排起了长队，耗时一个半小时。“听说周末的队伍要排上四个小时呢！”她如此感叹。
演唱会吸引了众多消费品商家的关注，他们迅速顺应潮流，将这一热度融入自己的营销策略。白鹦观察到，在演唱会即将到来的两周前，北京西单更新场每家店铺的门口都挂起了“热烈欢迎wmls（五迷老师）光临本店”的横幅，只要出示门票或公仔，就能享受到购物优惠。而在太原的演唱会现场外，商家们更是独具匠心，将五月天的形象印制在具有地方特色的酸奶产品上，以此作为吸引顾客的亮点。
北京西单更新场“欢迎wmls”的牌子
檀健次在每场演唱会海报上都会为粉丝设定一个“着装提示”，这个提示恰好是演唱会的主色调。谭霍及其爱好者们便会根据这个提示购买相同色系的服装，这一行为进而促进了服饰的消费。
消费电子领域同样没有错过这股热潮。谭霍购入了那款三星的“演唱会神器”手机，与此同时，Vivo、OPPO、小米等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各自的手机新品，这些手机都配备了长焦镜头，并且特别擅长在光线昏暗、嘈杂的环境中拍摄和录像。
诸多酒店预订及旅行服务平台着力提升演唱会观众的观演体验——在携程、Klook等网站，游客可以选购“演唱会门票+机票/酒店”的套餐服务；离开场馆后，便能在门口看到标注“观看演唱会，散场可乘坐滴滴出行”的专用巴士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