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存范参加了云南大清、西安事变、云南事变等，深得龙云、蒋介石的信任。
夏银
裴存范与龙云是昭通老乡，深受龙云信任和器重。但裴存范也是国民党中央派到云南负责清党的人员，既是中央调查局的特务，又是军事调查局的特务，负责监督云南地方派系。龙云、卢汉等云南当地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人都清楚的监督者，其监督作用可能非常有限。
但裴存范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这样一个看似尴尬的角色中，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对官场的圆滑处理，维持了龙云和蒋介石的信任。他曾在云南省党、政、军、群团担任重要职务，一直是军管会和中统会的云南代表。
龙云对裴存范也很看重，因此裴存范在云南担任过云贵宣慰司政训部主任、昆明市市长、国民党云南省委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
裴存藩被视为清政府在云南的“中央代表”，也是清政府在南京中央的“云南代表”，负责南京中央与云南政府之间的联络和信息传递。
裴存范曾长期控制云南省委和复兴社云南分会军事政训部。1952年，云南省公安厅下达的反反革命工作总结文件中，将裴存范列为中央调查局、军事调查局资深特务。
1. 裴存范首次亮相是在云南大清洗中
1927年底，蒋介石派云南籍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宗煌到云南处理党务，也就是整党。但因李宗煌在昆明枪杀共青团员梁元斌（也是昭通人），李宗煌被迫离开昆明。后来，国民党中央又派张邦汉及其妹妹（也是昭通人）等人到云南办理整党登记，因引起云南各界反感，国民党中央只得下令撤回。
1928年底，蒋介石任命时年25岁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裴存范为中央党务特派员兼云南党务总书记，负责云南的清党工作。裴存范深受龙云的赏识，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裴存范到云南昆明后，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国民党在云南的基层组织。1930年3月11日，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裴存范成为云南省“清党”的实际负责人。他加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力度。
1930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裴存范揭露了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也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先后逮捕了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人王德三、李新、吴程、张景琛、李国柱、刘平凯、张勇等人。1930年12月31日，龙云签署了裴存范、张伟航起草的结案令。王德三、张景琛、吴程、李国柱等数名革命者被云南当局杀害，使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基本陷于瘫痪。
这一过程在许多回顾中共云南地下组织覆灭的文章中频繁出现。
据《云南的风雨》一文称：
裴存范向龙云汇报，他们找到了一个叫王少有的共产党员，他愿意把自己对共产党及其组织的一切了解都提供给清党委，条件是给他一万元钱和一个工作。龙云说可以答应给他一个工作，但是钱不要那么多。
据《青年宋凌霄——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白族女党员赵勤先》一文称：
在国民党云南省委眼里，王少有立下了大“功”，不仅被授予了大笔奖金，还被任命为军统特务裴存范领导的“云贵绥靖公署政训处”科长。面对没有“金饭碗”可挣，他不甘心坐冷板凳，便请已升任昆明市长的裴存范担任西山“训导学校”的主任。这个地方专管偷盗、绑架等罪案，但人数不够判刑，就让他们学一门手艺，其实就是在监狱里干活。他上任后，贪污“狱粮”，使许多犯人饿死，他不但不举报，还用破席子埋葬死者。犯人偷偷写了一封信，每个人都按了手印，让被释放的人拿出来。这份请愿书直接送到了龙云的办公桌上。龙云核实后下令“立即枪毙他！”三天之内，这个面色惨白、恶毒无比的男人，便在主人的枪口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2.裴存范第二次出现在新闻中是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裴存范辗转昆明、重庆、贵阳、成都等地，积极联络云、贵、川三省军阀，了解他们对事变的态度，争取他们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裴存范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裴存范先生传》专门记载了这段经历：民国二十五年末西安事变后，中央对云南省的态度极为关注。龙云先生一方面坚决拥护南京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裴存范先生充分发挥特派员的职能，使云南西南各省一致拥护中央，声讨张扬。这是裴存范先生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最大的贡献。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返回南京，龙云派龙胜武、高银怀、裴存范组成的“三人组”到南京慰问蒋介石。
3、裴存范第三次露面，是1945年10月3日杜聿明发动“云南事变”
1945年10月3日，杜聿明发动“云南事变”。中央事先并未通知裴存范，龙云到五华山后，下令各区专员、县长以及越南卢汉的云南军前来救援。事变爆发后，裴存范也到五华山，参与龙云、李宗煌、杜聿明三人的调停。最终裴存范等人让龙云接受了各方的调停。1945年10月6日，裴存范迎宋子文到昆明，最后陪同宋子文和龙云到重庆。龙云在重庆担任军委军事参议院议长时，裴存范也升任龙云手下的军事参议院总务主任。
龙云当时处于半软禁状态。关于裴存范的职务，据《裴存范先生传》记载：“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改组，主席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议长。由于龙云对中央的人事不熟悉，便极力邀请裴存范先生出任军事参议院办公厅主任。中央也希望裴存范先生能调停龙云，减少因调动而引起的龙的疑虑。裴存范先生觉得别无选择，便辞去了在云南的一切职务，跟随龙去了重庆，又去了南京。”
关于龙云与裴存范这段时期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大陆人将裴存范描述为专门负责监视、陷害龙云的特务，大多与《抗战胜利后“龙驾”事件探微》中的描述类似：“1946年5月29日，龙云在蒋介石的“特别安排”下，到达南京，居住在中央路156号。环境虽好，但龙云精神上却极为苦恼。龙云左侧张继家住着一伙特务监视龙云，龙家门外也有特务哨兵，以卖冷饮为掩护。还有担任军事参议院总务部主任的军事特务裴存范，带着一帮小特务，时刻跟在龙云身边。”
有些传记甚至描述，龙云每次出去，裴存范都会紧随其后。
不过从裴存藩的年表来看，他身为中将，兼职的社会工作很多，十分忙碌，似乎不可能紧紧跟随龙云，或者每天带着一帮小探子在自家对面监视龙云。
从龙云海外子女的记录来看，龙云一家一直与裴存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裴存藩与龙云在台湾的长子龙胜武来往密切，这种良好关系一直延续到第三代。据李洪谟之子李民生在《追忆我的父亲李洪谟》一文中记载：2007年我在家里接待龙云女儿龙国璧时，谈起裴先生，龙国璧说：裴叔叔对我父亲一直很好。
此事在蒋介石的传记中记载得很详细，足见蒋介石对裴存范的信任。
1942年1月中旬，蒋介石从重庆飞抵昆明，再从昆明飞抵印度，在昆明休整一段时间后便出国。龙云决定请蒋介石到环境清幽、交通便利的凌源别墅居住。城里吃过晚饭后，蒋介石愉快地答应住在西郊海源寺的凌源别墅。龙云亲自送蒋夫妇到凌源别墅。天黑后，他对蒋、宋二人说了声“休息”便驱车回城。蒋介石待在凌源别墅，原本心情不错。但当他关灯就寝时，深沉静谧的夜色中，听到附近树林里传来鸟鸣声。他顿时紧张起来，起身穿衣，从深夜到清晨，在不同时间打了四通电话，让王叔明在天亮时开车过来接他；他要求宋希濂立即派一个营去安宁温泉，到达后让营长亲自向他汇报；通知昆明市市长裴存藩，他已致函裴存藩，请裴立即在安宁温泉为他安排指挥部；通知龙云，他将转移到温泉，不需要龙云派车来接他。
裴存范逝世后，台湾国民党官员为他撰写了一篇传记《裴存范先生小传》，对他作如下描述：
存藩先生自幼成熟，勤于政事，其诚实的性格深得社会各界的信任与好感。自1916年抗袁保卫战成功以来，云南省先后有过唐继尧先生和龙云先生两位领导人，虽然他们在承认国家的前提下拥护中央，但在维护地方权利和个人政治利益等方面，与中央存在不少分歧。
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协调不够。存藩先生既负责传达、解释中央的政策，又有义务代表地方传达棘手的要求，这是一个很难、很难讨好的角色。存藩先生特有的农村气质、真诚、忠于做事的基本立场、大智大愚、忍辱负重，使他能够衔接上下，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工作，而且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他不仅赢得了中央的信任，也赢得了云南当局的好感，他们支持存藩先生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沟通者。事实上，作为一个沟通者，存藩先生是最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