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尧老师的小说题材非常丰富。就中短篇小说而论，涉及军旅、乡土、都市，甚至还有神话、武侠小说。在我看来，为数不多的神话和武侠小说，如果不是作者在写作的空档期信手为之，必然就是应景之作，这类作品写得也很好，但并不足以准确反映作者的写作风格，也无法体现其深湛的写作功力。那些军旅、乡土和都市小说才是作者“十年磨一剑”、惨淡经营的杰作。
从吴振尧军旅、乡土和都市小说的篇幅来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篇幅越小，结构越精巧，比如《连环套》《测试》《美女计》《母女》《回与归》《美好生活》，结局反转，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彰显了作者驾轻就熟的写作技能。篇幅越长，作品就越平实，文字越绵密，小说的技艺也隐而不见，作者像唠家常一样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这或许就是金庸小说中所谓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吧。而从小说的题材类型来看，吴振尧小说总体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军旅题材弘扬的都是正能量，像短篇小说《女兵吴琼》《真假标兵》《山里来的女兵》《“敌营”擒首》《点名》《归队》《老标兵》《主席的话儿》及中篇小说《沃土》等等，这些小说都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结局，读者和作者都皆大欢喜。乡土小说的情感则比较复杂，既有深沉的依恋，有深埋心底的向往和情感真挚的回忆，也有热情的讴歌，偶尔还有一丝愤怒和不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像沈从文深爱着他笔下的《连城》一样，吴振尧老师生于斯、长于斯，对东江流域这片热土体会至深，用情至深，所以在小说中不但融入了发自肺腑的热爱和殷切的期望，还夹杂着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而都市小说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阴暗面、丑恶现象和人性的复杂、龌龊。这类小说数量不多，但我觉得，它们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良心，代表着作者思考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中篇小说《水门街桃花店》和《东江廊桥》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下面我重点谈谈自己阅读《东江廊桥》的体会。
准确地说，《东江廊桥》是一部职场小说。这类题材的作品是当下读者最喜闻乐见的。这类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不在少数，收割了大量观众，获得了不错的口碑，比如说《人民的名义》等。这类小说有个特点，它完全沿袭了武侠小说的套路——围绕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展开情节。“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江湖风起云涌，邪魔外道倾巢而出。正派人物在与邪恶势力的较量中一度岌岌可危，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不压正，代表正义的一方笑到了最后。作品受套路的限制，无论正面人物，抑或反面人物，都不可避免被脸谱化，剧情的发展尽管一波三折，但观众不但猜到了开头，也猜中了结尾。作者为了力求结尾的圆满，甚至不惜以违背人物性格为代价，造就一个意料之中、情理之外的大团圆结局。而小说《东江廊桥》在人物设置上虽然也遵守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律，但剧情发展，尤其是结尾，却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
小说的主人公吴国锋是广东交通大学的科班生，毕业以后，和同学李振民同时分配在地区公路局。两人都很优秀，吴国锋后来提升为连和县公路局局长，李振民任副局长。这时候，同一地区下辖的东江县公路局局长出缺。地区公路局打算提拔李振民。但李振民死活不去，理由是东江公路局是个“事故窝子、破烂摊子”，他宁愿留在连和县当副局长。吴国锋为了成全李振民，自己向地区公路局主动请缨，调任东江县公路局局长。
事实证明，李振民是明智的，他掌握的东江县公路局的情况属实，这里确实是个烂摊子，五年内换了三任局长，而且这三任都是因为工作失误离任。如果一个领导到哪个岗位都出事儿，那这个领导一定有问题；如果一个岗位换哪个人当领导都出问题，那这个岗位多半是一摊浑水。东江县公路局局长这个岗位，无疑是个火山口。这个岗位之所以成为谁都摸不得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党委书记崔成英。崔成英其貌不扬，看起来老实巴交，却是一个资深官僚，对官场上的沟沟坎坎摸得一清二楚。他有两个“法宝”：一是走上层路线赢取支持；二是拉帮结派孤立对手。面对这个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一门心思干工作的吴国锋一而再、再而三着其道儿。较量到最后，吴国锋不但孤掌难鸣，工作打不开局面，最后还落了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即将面临牢狱之灾。至于吴国锋结局如何，是锒铛入狱，还是反戈一击，作者没有写，小说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这也是作者写作手段高超的体现——不替读者做选择，以结尾的不确定性带给读者无限遐思。海明威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情感蕴含在形象的背后，他无须面面俱到。不绑架他人的思维，不把自己的观点与思想强加给读者，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现在我们来说说《东江廊桥》这部作品的普遍性。
普遍性是什么？鲁迅先生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里，尊为‘胶菜’。”如果不这样做，大白菜便没有销路，要烂在店里头的。普遍性就是那些体现在天天见到、时时碰到，想摆脱又无从摆脱的人、事和物身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天天见到、时时碰到，熟悉到了腻歪的地步，却受困于环境、能力等各方面因素，摆脱不了。体现在崔成英身上的就是这样一种特质。放眼官场，像崔成英这样喜欢弄权、喜欢拉帮结派、喜欢钩心斗角的干部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像吴国锋这样干劲十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干部反而成了另类，成了少数，代表着特殊性。按理说，吴国锋这样的人应该更受欢迎，但实际上不是。在一个被消磨掉棱角、形状不分明的群体之中，有个性往往意味着不合群，不合群就会被排挤、打压，甚至被挤出局。而具有普遍性的人或物最容易为人忽略，最不受重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把这种不正常当成了正常。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进森林。所以，没有棱角、八面玲珑的崔成英能够在东江县公路局如鱼得水，甚至得到地区公路局杨书记的支持，不是偶然的。
但对一个群体而言，普遍性往往比特殊性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体现其深刻性。这就说到小说《东江廊桥》的深刻性。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杨照在《打造新世界：费城会议与〈美国宪法〉》一书中，谈到美国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从当时的十三个州选取代表，要求是——代表必须是普通人。为什么？因为精英或者骨干只能代表一个阶层或某些人，不具有普遍性。唯其普通，才能准确反映一个群体的真实现状。这就像数学的抽样统计，目的是取其平均，力求接近真实。拿《水浒传》说，作者塑造的性格鲜明的人物非常之多，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等，个个活色生香，跃然纸上。要问这些人物中谁最具普遍性，我以为是林冲。因为不受佛门戒律、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和尚毕竟是少数，赤手空拳打老虎的英雄可遇而不可求，敢于挑战任何规则、毫无纪律性可言的李逵绝对是另类存在，而空有一身本事、工作中常常被打压、生活上时时受迫害的落魄英雄，在那个专制时代却比比皆是。怕丢饭碗，怕得罪上司，处事低调，为人谨小慎微，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所以说，林冲的悲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才更具深刻性。《东江廊桥》的作者通过小说这个介质，揭示了一种官场上最普遍也最容易让人视而不见的现象，充分显示出作者眼光的独到和作品的深刻。
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 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 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最强者、有能力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据此把某些特殊时期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事的；另一类是做官的。这两类官员最大的区别在于，做官的是让少数人满意，做事的是让多数人满意。显而易见，让多数人满意人比较难，让少数人满意相对容易。但这中间又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就是一个人尤其是官员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有些官员为了让少数人满意，无所不用其极。这中间就滋生出权权、权色等不可告人的交易，腐败也就随之而来。但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东窗事发，生活得都很滋润，很潇洒。而那些做事的官员，却真正应了一句话：干得越多，错得越多。于是形成一个悖论：干的永远在干，看的始终在看。做事的只能做事，做官的却平步青云。
回到小说中，吴国锋就是一个典型的做事官员，他牺牲了自我，成全了同学李振民（后来提升为地区公路局副局长）。他有点像《水浒传》中舍身救雷横的朱仝，是一个悲情英雄。他的搭档、房管局党委书记崔成英则是个会做官的官员，是一个宋江式的权术高手。他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是拉帮结派，二是弄权。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要弄权，就必须拉帮结派；而拉帮结派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弄权。结果，弄权的笑到了最后。
小说《东江廊桥》的艺术价值就体现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结尾上。一方面，这个悲剧性的结尾可能更接近现实或真相；另一方面，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能激起共鸣，更能打动人心。
小说结束了，但读者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记得在2018年10月28日，重庆市万州区发生了一起非常特别的事故：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在长江二桥相撞后坠入江中，致使13人遇难。经多方调查取证，事实真相得以还原。一女乘客因错过站点与司机发生长达五分多钟的争执，各不相让，女乘客突然对司机出手，司机用右手还击后，收回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两人掐架的时间仅仅2秒，这2秒钟决定了13个人命运的走向。
如果说，这最黑暗的2秒钟太过突然，没有给人留足反应的时间，但在他们争执的那五分钟里，其余乘客应该都看在眼里，却无一例外都视而不见。我相信，车上的大多数乘客心目中都有一把尺子，司机和女乘客孰对孰错，他们了然于胸。他们没有站出来，并不是因为看不懂眼前这场争斗，而是心中有顾虑。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老人摔倒没有人扶，见义勇为者无人助拳等等。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生态有问题，导致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出了问题，趋利避害成为一种本能。所以，施以援手是情分，冷眼旁观是本分。吴国锋所处的环境何尝不是这样？崔成英及其“帮凶”马利山、王秀云等人宁愿让原本可以避免的事故在眼底发生，看着几条鲜活的无辜生命的被事故夺走，却不愿意损失既得利益，不愿意改变东江公路局这个畸形的政治环境。
可是，一个事实摆在面前，大家都在同一辆“车”上。在命运之神遥远的注视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的自我。社会是我们共同的社会，每一位乘客的命运都和车辆紧紧捆缚在一起。雅辛斯基说:“不要害怕敌人，他们顶多把你杀死；不要害怕朋友，他们顶多把你出卖；害怕的是冷漠无情的人，他既不杀死你，也不出卖你，但是世界上之所以有杀戮和背叛，只是由于他的默许。”乘客是无辜的，吃瓜群众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毕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个“无辜”有两层含义：一是每片雪花都要分担雪崩的责任；二是雪崩时，任何一片雪花都难逃噩运。
蒋廷黻先生又说：“民族的进步不能靠少数领袖的号召，也不能靠一个万能的药方。实际的进步还是靠无数人，不动声色的，努力于他们日常的工作。”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吴振尧老师这篇《东江廊桥》，能充分认识作品蕴含的现实意义。希望我们不要成为雪崩时的那片雪花，但愿我们不要充当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