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衣认知：赋予服装身份联想，真的能改变行为表现？

“穿衣思维”是“伪装即真实”这一经典观念的潮流化表达。研究已经验证，这一现象确有其事。美国西北大学有位心理学家，他让学生们穿上白色长袍，并告知他们这是医生的制服，发现在需要集中精力的挑战中，学生的表现明显变好。另一种情况下，相同的白色外套，一旦被称作艺术家的工作服，实验者就没有发现之前那种现象。这说明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不是服饰本身，而是人们附加给它的身份和想法。如果学生只是远远观看所谓的医生制服，作用并不显著；只有当他们亲身穿上这件衣服，那种效果才会变得明显。这并非意味着只要披上那身装束就能立刻扮演医生、军人或囚徒的角色，而是表明制服是身份标识的一部分，一旦穿戴便意味着要肩负起该身份所蕴含的职责。

从事外科医疗工作的人员，直至担当交通秩序维护者的岗位，许多行业都规定必须穿着统一的工作服，然而这些服装在社会上承载着迥异的象征意义。它们既标示着个人的职业类别与社会身份，也体现着对服务单位或组织的归属感。在办公场所、学习机构或信仰集体里，制服被当作约束个人特性、增强集体认同感的工具。在创业氛围的带动下，近来似乎形成一种刻意制造的均等风尚，高层管理者与基层码农都选择穿着款式普通的连帽衫，但服饰上的差异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变得更为隐蔽。

组织常借助服饰规范来彰显其核心理念。规范个人着装即意味着某种行为限制，使人遵循机构准则。这种限制自求学阶段便已实施，政界人物（不单是持保守立场者）亦认可校服乃学校维持秩序的有效手段。比尔·克林顿于1996年国情演讲中提及，公立学校实施强制校服制度颇具成效，"如此青少年便不会因名牌夹克而彼此争斗"。同一年稍后的一个讲话中，他再次着重指出，制服“有助于青少年学生认识自身真正价值，进而有助于制止暴力、厌学、混乱的连续不良现象”。这种不趋时尚的态度削弱了风格作为个人展示的功能，表明一致着装可以避免学生被不断变化的潮流“干扰”。但实际目的（虽然很少被公开）是要把学生变成符合管理者要求的模样——都是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存在。

在美国，校服常常让人联想到私立学校或宗教学校，不过部分公立学校也规定学生必须穿着校服。在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校服是整个教育阶段的普遍要求。校服的样式多效仿成人的职业装束，例如衬衫、卡其裤、外套和领带，其目的是帮助学生形成职业意识。学生虽然会通过卷起袖口、戴上特色饰品等手法，在制服上融入个人色彩，但校服还是在孩子最想彰显个性的阶段，限制了这种自由表达。一旦换上校服，对学校的归属感就变得最为重要。若违反制服要求，哪怕是为了反映校外经历或个人信念，也常常会带来麻烦。譬如越南战争时期，艾奥瓦州某高中的学子们打算在课堂上佩戴黑色袖章，以此表达对美国参与战争的反对意见。方案尚未推行，校方决策层已获消息，立刻下达禁止佩戴袖标的命令。然而，有五名学子不顾这临时制定的要求，仍旧佩戴袖标，因此遭到停课处分。美国公民自由组织出面，与学子家长取得联络，促使他们提起法律诉讼。这起案件就是“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最终被提交至最高法廷审理。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学生通过佩戴臂章所进行的象征性表达，受第一修正案提供保障，这项权利的优先程度超越了教育机构的着装管理措施。

穿着统一服装对个人的束缚从以下情形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高中毕业之后，学生装基本上不再有强制规定，只是在部分军事类或宗教性质的院校除外。当你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被提倡展现真我，这种自主权也反映在服装选择上，即便穿着居家长裤去听课也变得不再奇怪。然而，大学或许是一生中最后一个可以如此无拘无束选择着装的时间段。进入工作岗位后，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职业装束，其中部分是为了实用目的，例如电工的工装；另一些则主要用来界定工作身份，隐藏个人特点，让人只认得工作职责而非本人。我干过不少服务行业，穿着印有标识的短袖衬衫时，任何人都能直呼我的称呼。穿上制服，你既失去个性，又明确身份。公司徽章在你胸前，表明你是企业一员。你变成公司符号，任何对公司不满的人，都会把怒火发泄在你身上。他们若知晓你的姓名，就能向上级控诉你，这便成了时刻威胁你的危机。穿着制服时，你能够代表组织形象，而个体特征变得不明显，因此容易被他人当作非生命体来对待。艾莉森·卢里在其著作《解读服装》中提到，制服其实是一种暗示，表明我们不该将穿着者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而穿着者也不必将我们看作有血有肉的生命。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常常反复说着固定化的台词，例如“乐意为您效劳”“抱歉不能提供那个资讯”“医师马上会来见您”。

职业装束和校园着装一样，都跟服从意识关系密切，意图消除所有个性展现的痕迹。一个普遍的职场忠告是“到单位后，把个人形象收起来”——遮盖纹身，不议论信仰和政治，尽量对个人情况守口如瓶。在这种距离感很强的工作场合，只有当天的工作完成、脱掉职业装时，才能体会到做回本真自我的轻松。

公司里，通用的职业装束还是西装，职员们有时被称作“西装男女”。斯隆·威尔逊的小说《着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子》里，讲述者注意到战后进入商界的男性：“我见到众多有才干的年轻人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在纽约急速穿梭，却不明白自己要去哪里。还有一部探讨战后忧虑的著作提到：依我观察，这些人既不向往崇高目标，也不寻求欢愉体验。他们仅仅执着于遵循某种既定范式。西装被视作战后循规蹈矩的象征。即便如今美国商业界不再完全由身着灰色法兰绒的男士掌控，女性和未穿西装者数量持续增长，但西装依然代表着高层身份地位。专业服装能够增强人的逻辑思考能力，并且与阳刚气质相联系。一项涉及模拟交涉的测试表明，与西装相比，穿着便装男士体内的雄性激素含量较低。然而，在美国工作环境逐渐变得随意，以及远程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职场着装要求也随之出现了一些调整。阿曼达·马尔于《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现已有许多“千禧世代”人员进入领导岗位，他们对于休闲装品的喜爱可能会改变整个职场的着装习惯。她注意到，年轻群体正逐渐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职业装”的概念，不再要求所有人都遵守统一的着装规范。

军队这种组织层级分明，职级高低依靠金星、横杠和奖章明确体现；而在比较随和的职场里，身份差距反而更难察觉。无隔断的办公区（比如CEO也用普通工位、取消玻璃门和接待人员）并不能让工作氛围真的平等；穿着朴素也无法消除工作场合中的隐形区别。所有人披着外套，工作环境不会因此变成公正竞争的天地。马克·扎克伯格钟爱的T恤是普通职员难以负担的意大利顶级品牌；杰夫·贝索斯和优步总裁达拉·霍斯劳沙希偏好的户外绗缝马甲，表面朴素，内里却价值高昂。在硅谷，怎样在休闲时巧妙地流露出品味，需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引来讥讽。马尔转述了硅谷论坛上的一段话：有位快四十岁的男士刚到岗，就被最高负责人训斥，因为他居然穿了带纽扣的上衣，而同事们全在穿工装短裤。这说明，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并没有降低，只是形式有所改变。

新创企业的着装要求，核心原则十分明确：不要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不过，在科技领域于2020年遭遇类似烟草巨头的转折点后，这种休闲的作风出现了变化。在那次听证活动中，为首的四位科技巨擘——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亚马逊掌门人贝索斯、苹果公司CEO库克以及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都取下了他们原本的帕洛阿托款式的便装，转而披上了灰色或海军蓝色的正装，其装束风格与那些传统行业的公司以及早期商业帝国的管理者们毫无二致。正如《纽约时报》的瓦妮莎·弗里德曼所评论的那样：倘若需要类比的对象，那么昔日的法兰绒西装穿着者便是最好的参照。身着西装象征着对华盛顿惯例的遵从，这种复古的装扮尽管在互联网环境里显得拘谨，却能够减弱高管们平日的颠覆姿态，体现出他们对于此番场合的重视。

疫情初期，一些上班族刚改行在家工作，有位《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家罗宾·吉夫汉写了篇题为《我们的衣裳反映我们的经历。倘若倾诉者仅穿睡衣和T恤，又该如何自处？》的文章，分析了职场及其他公共场所（例如博物馆、公园、戏院）暂停开放会对衣着和自我形象产生什么作用。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很大程度取决于其与他人的互动方式，以及如何融入整体架构。我们的归属感往往来自集体身份的认同。服饰是展现个人特质的一种途径，一旦无人关注，这种表达便失去了意义。人们便如同只披着居家衣物的空壳。有些人因摆脱了职业装束而感到轻松，另一些人则因无法通过装扮彰显自我而感到失落。吉夫汉对制服的看法比我所表达的更为正面，而且她更重视这种服装在社群中的作用。她提出：职业着装能够标示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也意味着你正与这个集体同呼吸共命运。这种着装通常会削弱个人特色，时刻提醒我们归属于一个更宏大的集体。制服、佩戴在链上的标识、以及国会佩戴的饰物，都是社会联系的具体体现。

在最为随意的场合里，穿衣打扮的作用依然显著。即便是那些上班时能够穿紧身裤或睡衣的个体户，也常常觉得，在工作日穿上得体的衣物有利于集中精神。关于通过着装提升成功或适应目标职位的说法屡见不鲜。通过效仿老板或上司的着装风格，似乎可以借助潮流的力量获得他们的认可。事实上，许多单位中，成就最突出者常着便装，有时还会故意不遵守不明确的职场着装要求，这其实是一种展示地位的行为。（依照我的观察，这些人多数是男性，但并非全是。）

这篇文章摘自《穿衣自由吗：时尚中的文化冲突与抗争》，韦罗妮克·海兰撰写，任瑞洁翻译，由野望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5月出版发行。澎湃新闻在获得出版方许可后进行发布。